毛泽东再次表示不同意彭德怀的主张，他要求志愿军在新的战役中无论如何要坚决突破三八线。毛泽东主要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美国正要求志愿军停止在三八线以北，如果志愿军这时将攻势限制在三八线以北，等于在客观上造成接受美国要求的态势，政治上极为不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39页。）；二是从未来作战考虑，要打破“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保持战略上有更大的选择范围，避免被三八线所束缚（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5～246页。）。
        这时志愿军已经面临巨大困难，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踌躇再三。他在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以后，决心通过制订保守的战役计划来协调毛泽东的政治考虑与志愿军的实际困难。彭德怀在部署越过三八线作战计划的同时告诉毛泽东，志愿军减员严重，后勤供应极度紧张，而美国不会马上撤出朝鲜，美军转入防御后战略态势反而对其有利，因此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至于部署中的第三次战役，彭德怀指出打败仗是不可能的，但有可能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为了在执行毛泽东越过三八线指示时，尽可能适应志愿军面临的实际情况，他提出“稳进方针”并告毛泽东。所谓“稳进”即“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越过三八线以后能否控制该地区也要视情况而定，亦即仍有可能退回到三八线以北（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6～247页；《在志愿军总部》，第152页。）。
        彭德怀的计划是为了协调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的选择，它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表示支持志愿军“稳进”，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战役结束后“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5～246页，第249～250页。）。毛泽东之所以接受彭德怀的战役计划，其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毛泽东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熟谙处理最高统帅与战场指挥间复杂关系之道，而且他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非常信任，加之朝鲜人民军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这些都使毛泽东力图将他的政治考虑尽可能与战场的实际情况相协调。
        其次，根据国内战争的经验和战争的一般规律，毛泽东更强调在运动战中歼灭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虽然这时他已经倾向于提高战争目标，但是他并不赞成志愿军采取长距离追击作战和攻坚战，而宁愿选择在三八线南北地区，通过运动战大量消灭美军有生力量，迫使其撤出朝鲜半岛。他甚至要求彭德怀放弃派遣朝鲜人民军深入南方作战的计划，使联合国军放心地继续将主要力量置于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从而有利于志愿军予以歼灭（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9页。）。
        第三，从毛泽东对战局估计始终保持“两种可能性”的结论来看，这时他虽然迫切争取迅速结束战争，但不大可能在内心真的断定迅速结束战争是笃定的。或许用“取法乎上得其中”更能解释毛泽东的决策思维逻辑。
        正是上述几个方面的复杂考虑，促使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的作战计划，从而保证了第三次战役基本上达到了它所要追求的政治目标，同时避免了在军事上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次战役在军事上没有达到大量消灭联合国军的目的，不过中国却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并且基本保持了应付美军随后发动反攻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实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领导人在两次战役胜利后明显在拉高战争目标，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在志愿军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决定越过三八线作战，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三、越过三八线：“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在军事上带有权宜之计的特点，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并不意味着非长期占领并坚守相关地区不可。中国领导人在决定越过三八线的同时，便作好放弃三八线以南地区、退守三八线以北防线的准备。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决定越过三八线，对政治因素的考虑远远超过军事上的需要。问题是哪些政治考虑促使中国领导人在志愿军军事力量并不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的。
        从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的主要考虑之一是中国的政治威望。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由于联合国军再次遭到沉重打击，美国阵营内部开始出现议和的主张。同时一些国家开始尝试通过联合国调停来实现朝鲜停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亚洲十三国呼吁中国不要越过三八线（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321页。）。随后它们起草了一份《朝鲜和平方案》，准备在联合国提出（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Ⅺ，1950.Korean War,pp.1488-1489.）。一些国家驻联合国代表也在私下向中国方面试探停战的可能性。这使中国领导人面临着是否接受调停的局面。
        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内部多次谈到，经过军事斗争以后，美国有可能被迫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注：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1950年10月24日；《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1950年11月13日，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当时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倾向于认为，和谈是可以接受的最现实的解决办法，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在12月初认真考虑过停战问题。不过在当时的局面下，他们没有接受那些国家的停战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