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于12月3日同金日成在北京会谈，讨论了和谈问题。他们认为，谈判的起码条件是美军撤到三八线以南，时机以在占领汉城并歼灭大量南朝鲜军队后为宜（注：《中共中央致彭德怀并高岗电》，1950年12月4日，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162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0页。）。这应该是中国领导人考虑了和谈问题后的结论。他们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当时战场上的有利形势是基本条件，另外还存在其他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志愿军正发动进攻并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在三八线止步不前，将不可避免地给国际社会造成中国实际上接受了外国调停的印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美国并没有提出停战要求，反之杜鲁门政府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大量增加军费并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中国领导人作出参战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断定，美国的战争目标是以武力占领朝鲜半岛。只要美国政府不宣布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必然会认为，此时的停战建议不论由谁提出，都是美国争取时间重整旗鼓的计谋。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分析的（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册，第355～358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贸然接受调停或停止进攻，将会严重地损害中国的政治威望，使中国在未来可能的政治解决过程中，至少也会处于不那么强有力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国家既不合时宜又欠周到的调停，反而成了促使志愿军非越过三八线不可的重要原因。
        二是中国领导人不能不考虑苏联阵营的反应。12月1日斯大林刚刚向毛泽东发出贺电，祝贺志愿军的军事胜利，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展开攻势（注：《菲利波夫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1950年10月1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19页。）。这很难不被中国领导人看做是斯大林发出的信号。这时苏联驻华代表和北朝鲜方面也频频施加压力，要求志愿军继续进攻，打过三八线。斯大林虽然表示，应该尊重志愿军领导人的决定，并批评了苏联代表的态度，但他同时表示向志愿军增加2000辆汽车（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52页。）。毛泽东不会不理解，斯大林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鼓励志愿军继续作战，因为彭德怀坚持谨慎作战的理由之一，就是战线拉长后志愿军运输过于困难。中国领导人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们肯定会认为，如果不越过三八线，中国在苏联阵营中威望同样将受到损害。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证明，上述两方面的政治考虑在他的决策中占据着主要位置。他一再鼓励志愿军领导人放手一搏。在他看来，如果志愿军不越过三八线，“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反之则“影响甚好”（注：毛泽东：《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1950年12月13日；《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作战部署》，1950年12月21日；《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从毛泽东的决定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威望是何等的重视，这种“重视”也是他的决策动力之一。在重要的决策过程中，任何一个外部因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这个外部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决策者对有关的外部因素是否重视和重视的程度，而且重视的程度往往决定着外部因素影响的实际效果。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来自苏联的压力和影响的某些特点。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定越过三八线的重要原因。不过从现在已经公开的档案看，直到第二次战役发动之前，斯大林至少并没有公开干预中国的军事决策。根据斯大林最初对中国出兵数量和任务的设想，他认为中国出兵的目标应该是援助朝鲜人民军守住三八线。斯大林在10月1日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中提出，中国至少派遣5到6个师前往三八线，其目的是掩护正在溃退的朝鲜人民军，重新在三八线以北建立防线（注：《菲利波夫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1950年10月1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96页。）。在随后不久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战争前景的基本估计，即如果中国出兵与美国“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美国“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注：《冯西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00页。）。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有可能设想中国参战后，将迫使美国放弃武力统一朝鲜，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公开的档案表明，在中国决策出兵到第二次战役开始这段时间，斯大林并没有提出任何超出以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的设想或要求。换句话说，斯大林这时并不认为中国参战的结果是将美国彻底赶出朝鲜。
        12月初十三国提出停火草案后，苏联明显地表现出不希望中国接受停火。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利用辞行的机会，向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了解苏联对朝鲜停战的立场。关于是否应该与美国谈判停战的问题上，葛罗米柯表示，美国并没有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当王稼祥询问志愿军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称应该“趁热打铁”（注：《葛罗米柯关于与王稼祥会谈的日记摘要》，《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18～119页。）。从葛罗米柯的解释看，很可能这时苏联领导人还没有对志愿军越过三八线问题作出明确决定，但他们显然不希望中国在第二次战役后就此止步。
        根据目前公布的档案，苏联在王稼祥与葛罗米柯谈话三天后，开始明确表示志愿军应该越过三八线并占领汉城。12月7日，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了避免在停战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准备向有关国家提出停战的五项条件。周恩来表示希望了解苏联的态度（注：《罗申关于中国政府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致莫斯科电》，1950年12月7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21页。）。葛罗米柯当天即指示罗申转告中国方面，应该在占领汉城后，再提出自己的停战条件（注：《葛罗米柯关于同意中国政府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致罗申电》，1950年12月7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22页。）。与此同时，苏共政治局批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不应建议在朝鲜停战，他应该提出“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苏共政治局认为，当前美国建议停战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来挽救失败（注：《苏共中央政治局第79次会议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问题的记录》，1950年12月7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22页。）。
        苏联的上述行动表明，这时苏联同样认为，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应该是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占据有利地位后再提出停战条件。从时间顺序上看，苏联的决定是在毛泽东同金日成于12月3日谈话以后。不能排除苏联领导人是在了解了毛泽东关于占领汉城的谈话以后，才作出上述决定的。但是，苏联的决定既可以说是对中国的鼓励，同时也是对中国的压力。特别是在何时和如何提出停战条件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更具有决定的。因为如果没有苏联在联合国的配合与支持，中国是无法解决和谈问题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了解到苏联的态度后，立即通知在联合国开会的中国代表，对停战问题不要急于表明中国的条件，应采取拖延的方针（注：周恩来：《对谈判应取他急我不急》，1950年12月8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
        总而言之，中国与苏联在决策越过三八线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最初是志愿军的军事胜利使得中国领导人倾向于提高战争目标；然后是苏联领导人鼓励中国领导人决策越过三八线，并因此反对在越过三八线以前开始停战谈判；再次是毛泽东虽然了解了志愿军的实际困难，却必须考虑苏联的决定和反应；最终结果是彭德怀通过制定谨慎的作战方针，大致协调了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之间的矛盾。
        应该肯定，第三次战役基本上是成功的，它使中国处于相当有利的政治地位。后来的问题在于是否善用这种有利条件，这已经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决策是朝鲜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同中国出兵决策时制订的作战目标的模糊性（或曰弹性）有直接的关系。第二，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是“政治决策”，即主要是考虑政治需要的军事决策，尽管过程极其复杂，从结果看无疑是对中国有利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战争中军事计划经常要根据政治上的需要进行调整。战争决策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政治需要与军事能力之间出现矛盾时，如何能加以有效与合理地协调。这包括协调的机制是否有效，制度的保障是否可靠，以及决策者是否具有协调的智慧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