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末新政直接导致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政治结构的嬗变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加剧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流动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绅权作为与皇权抗衡的重要力量脱颖而出，进一步削弱了本已腐朽的清廷统治，为民初政治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承明制，实行了以皇权为核心辅以中央宰辅部院制与地方督抚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军机处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灵便度与效能感，然在总体上并不能适应开放条件下的外部世界挑战与现代化大潮。清末新政在政治体制上作了一系列改革，调整、裁汰原有机构，新设商、学、外务等部；整饬吏治、裁汰胥吏、考核兴办新政之实绩；改革刑律，仿西法行新律；改革军制，废旧军办新军，等等，整个统治体制出现了新变化，给予地方与民间更多的政治自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活力，比较过去更能适应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从而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开始的现代化改革从器物层面终于走到了制度层面。虽然它远未彻底完成“三权分立”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创立，但毕竟直接触动了千百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政制，可以说，这是辛亥以前中国近代史上走得最远的一步。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地方官僚、士绅、宗法家族三位一体的金字塔形的一体化结构，而清末新政一系列改革造成了一体化结构中三个层次秩序与功能的失衡，表现为以绅士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集聚与力量的增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打破与多元取向的定位。位置的错动释放了结构中中下层社会的能量，激化了与上层的矛盾，从而带来了直接的对抗。
    传统绅士是一个以农村为根据地“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理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注：张仲礼《中国绅士》。第2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0年版。）在常态情况下，作为官民间媒介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使之成为维持传统社会秩序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们与上层统治集团在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常有矛盾，农民起义、社会动乱的背后也常常闪过他们的身影。但因其分散于广大农村，虽作为一个阶层却远未释放出集聚能量。随晚清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动，绅士大批入城，及至清末已逐渐显示出规模效应，成为一支从传统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并在清末民初的转型社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社会政治力量。
    绅士入城决非清末才有，传统乡绅入城经商历代不衰，但封建时代的乡绅入城并未割断其与农村的各种联系，他们一只脚探入城市，另一只脚仍稳稳地站在农村，即使在因社会动乱产生的乡绅入城的高潮中，也不因潮起潮落而失去重心。如1862年太平军李秀成部攻至上海周围，公共租界人口从2万余人增至1865年的9万余人，与法租界合计净增11万人。70年代太平军失败后两租界又骤减至5万余人。（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些突然涌来又突然消失的人口中不乏缙绅及其附属人口，战乱平息后，迁返乡村重建秩序。这两种情况与清末乡绅城市化的概念与内涵有本质的区别：传统乡绅入城经商，仅将其资产的一部分投入商业手工业中，职业兴趣导致他们将商业利润返购田产或捐纳得官，获利与风险的巨大势差使之牢牢固守有着稳定收益的乡村土地。而清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与清廷“奖励工商”的优惠政策，使入城办实业成为有暴利可图的重要门径，科举制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建立，后顾之忧已成现实。这样，绅士在城市化浪潮中两只脚都站到了城市。清末广东咨议局的议员居住乡间的仅占17%，绝大多数住于城中，仅住广州的即达30%。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广西，居住城中的议员也达到33%。（注：转引自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第16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大批绅士入城固然造成乡村自治的衰败与一体化结构中上下层的断裂，却使他们以城市为新的基地，将原先分散的势力集聚起来，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在新的基点上形成了新的政治认同与成就取向。1908年清廷为准备立宪而在各省主要城市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央资政院，又为他们直接介入政治层面及其能量的释放创造了条件。而咨议局议员的品格、学历、财产、功名及办理公益事务的资格规定，“非我莫属”为之大开方便之门。从各省咨议局第一届选举结果来看，“绅士占大多数”。（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48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张朋园对全国21省1643名议员身份作了调查，发现有功名者达1288人，占78.4%，其中进士占4.35%，举人占21.27%，贡生28.73%，生员34.78%。当时全国绅士总数为145万人，与有资格选举的169万人大致相等。（注：转引自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第141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张朋园《民主政治的尝试——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台北食货出版社1972年版。）大批有新式经济实力支撑又有地方行政能力的绅士被集中在一个新的高层次组织中合法议政，即使这一组织“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似乎仅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47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也足以使这些有着强烈参政意识的绅士为自己的（或扩大的）利益而干预朝政，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又以政治上立宪、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代表和领导了地方自治势力在政治共同体内与集权的中央皇权分庭抗礼。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相互协调的官绅合作局面再也不复存在，有着强大的合法性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士绅阶层向清廷的权威发出了直接的挑战。（注：张仲礼《中国绅士》。第68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0年版。）从咨议局成立到清廷覆亡的短短数年间，中国大地上风云激变，原已十分突出的中央地方、官方与民间的矛盾由于绅士的加入而愈益激化。在晋、皖、鲁、川、滇等省的收回路矿运动和收回苏杭甬路权斗争中，绅士主持的保晋公司、安徽路矿公会、山东保矿会、江浙铁路公司以及日后的各省咨议局都起了主要的领导作用。1910年关于粤汉路是借外款还是地方商办的斗争中，咨议局更是站到了前台，湖北咨议局连续召开全省绅商军学各界大会，派出代表面见大总统徐世昌，一连几天，踞坐徐门，哀号痛哭，“不饮不食，不遂其志不止”。（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07页。）1910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被镇压，士绅多已绝望，连张謇都认为“全国为之解体”。（注：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一些激进者则随之转向革命。徐佛苏回忆道：“各省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国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说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注：《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314—315页。）在京的各省咨议局首脑人物如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等也各怀异志，始组全国性政党，以谋更大的发言权与政治利益。
    这一切，表明了新政后数年，一体化结构已从分解迅速走向崩溃，从中分离出来的既代表传统的地主经济又代表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实力最强的士绅阶层，在是否搞现代化与搞怎样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上，与清廷发生了从政治疏离、对立到严重冲突。政治天平发生了严重倾斜，结构内部的大冲突使清廷进退维谷：既无法回归传统，又无力使对方就范，政治权威合法性受到来自内外的冲击而降至零点。士绅阶层的行动与革命党人的实践互为表里，在动摇清廷统治促进社会进步这一点上有同工异曲之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屡起屡伏延续多年而未竟其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一体化结构尚未撼动，革命党人的行动未能得到代表强大的地方势力——士绅阶层的认同与支持。及至20世纪初年，脱颖而出的绅权与皇权的冲突已使清廷失去了原先极为重要的统治基础，矛盾难以调解，一体化结构已支离破碎再也无法修补了。1911年源于铁路风潮的辛亥革命的爆发，遂成为士绅们“发难”的突破口，最早独立的12个省中有10个省的咨议局都担当了发动与组织的角色。（注：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近代史所专刊》第454—458页。1975年。）革命党人的点火播种作用在士绅领导和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终成燎原之火，双方联合起来摧毁了皇权统治，其中绅权担起了重要的角色，尽管是自觉不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