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末新政的重要领域是教育，而教育改革的一大后果是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肇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是在否定魏晋九品中正制后的产物。作为增加社会垂直流动的重要渠道，在保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有序化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上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至清末“经文之义”的八股帖括大盛，限制了人们去追求新知识新学问，造成了病态人格，对民族危亡与社会危机漠不关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的制度障碍，梁启超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25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废科举的呼声连绵不断，从60年代天文算学馆的设立、70—80年代特设一科论争、经济特科之允行，至戊戌时期废八股与新式学堂之兴，一浪一浪地对科举制进行了冲击。1905年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被废除，同时设学部以为管理教育之最高行政机关。兴学堂、派游学，产生了最早的学制《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学制、新的教育内容及毕业生地位予以规定，以期造成具有新知识、新人格、尚实际的新型人才，这与新政教育改革的目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评价教育改革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社会精英的培养选拔方式不同，必然造成人才类型、模式与发展取向的不同，至今我们对其认识的程度实在是不足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政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直接加速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教育改革：一方面，堵塞了传统的读经—科考—仕进的人生正途，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垂直流动系统被打乱，从而割断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的传统联系，直接破坏了原先的支持系统与社会基础，使原先效忠于朝廷的士绅阶层变为无所依凭、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并不断地将其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加剧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分化与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一代具有新价值观与新的成就取向的新知识分子的出现，新政后的社会整合机制又远不足以像过去对付士绅阶层那样去吸附与制衡这批源源不断产生的对现实与未来起极大影响的新型人才。这实在是个极大的悖论，也是个无可奈何的失误。事实上，正是这批新政后产生的新型人才，成为以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与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与社会基础，也正主要是他们直接成为旧社会的裹尸者与掘墓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集权制下的改革运动，几乎成了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社会动员过程，这股社会新生力量，与绅权构成前后相连的锁链环，但其意义却是那些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人数日趋减少的绅士们所无法比拟的。及至1909年，全国新式学校总数达52348所（不包括教会、军事学校），学生人数达1638884人，如果加上教会学校学生与军事院校学生，总数约在170—180万人左右。到辛亥时期，国内学生数约为300万人，为1905年的12倍。（注：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157页。台北，稻禾出版公司1991年版。）同时，清廷重视留学生，选派官派生，鼓励自费留学，回国后赏名列班，遂使早已发生的留学运动达到高潮。甲午前后留日学生仅数十人，1905年猛增至8千人，至1911年总人数在2万人以上，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9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加上留欧美的数千名学生，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新式学生毕业后，除从政经商外相当部分充当师资从事教育工作，遂使一代代新式学生以几何级数不断增加。教育基地重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整个中国的教育结构与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廷为培养新型人才所作的改革，不久就得到了与其期望相反的回报。这批新式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具有着与旧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人生理想与行为取向，他们已逸出了热衷于个人功名利禄的狭小樊篱而执着地追求一种参与改造社会的救世理想与社会实践，他们身上少了许多逃避现实的“出世”意识，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入世”冲动。这一群体的出现，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期望：“盖学生者，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接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于是，人们将“绝望”中的“一线希望”寄托于“学生社会”身上。（注：《江南水师学堂之鬼域》。《苏报》1903年6月20日。）其实，这种期望并非没有道理的，新型知识分子崛起后，很快承担起社会与时代赋予的使命，成为改造社会、推进中国前进的生力军。
    第一，从清末民初政坛人物的教育背景来看。
    清末传统士绅为144万人，而1912年新式学生为其两倍以上，这表明了知识分子结构的变化和重心的转移，也意味着一代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批判绅权的过程中逐渐取代传统绅士走上历史舞台。新政时吴禄贞、曹汝霖、唐绍仪、颜惠庆等一批归来未久的留学生被遽升高官，曾一度受到朝野官绅的嫉恨与攻击，（注：《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疏》。转引自姚崧龄《清末出洋游学毕业生考试》。（台北）《传记文学》第17卷第4期。）这固然与新式学生初入宦海人少力薄有关，折射出新政后的政治机制吸纳新型人才的有限度，但也表现为一种新式学生已闯入传统政治核心圈的信号。随新型社会中心体的建立，新式学生广泛进入政界并成为主角，在有传可考的328名清末革命党人中几乎多为新学堂毕业生，仅留日出身者有285人。（注：《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1965年版。第171页。）首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18名总、次长中，除3人外其余15人均为留学生。（注：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0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民初国会499名议员中，传统功名出身者仅占18.84%，新式教育出身者占81.16%（其中留学生占51.7%）。国民、进步两大政党200名重要党员中，新式教育出身的分别占83.15%和77.65%。（注：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第192—214页。台北，1977年版。）北洋时期32届内阁中的31名国务总理（一人重复）中有18人为新式教育出身，占58.05%，109名阁员中为71人，占65.13%。（注：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1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1929年国民党63万党员中，大专院校毕业者占1/10以上。（注：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12页—21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109名行政院正、副院长中新式教育出身者占107人。1942年219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则占86.28%。（注：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档号：七/(4)—10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民初政局因一大批受过新式教育和留学教育人员的加入而曾经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现代政治发展趋向，民主共和为社会普遍认同，系统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四订宪法，两开国会，多达几百个党派，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物遍及全国，深入人心，“从外观上看，……即使美国革命之后也没有这种迹象。”（注：唐德刚《“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胡适杂忆》。）胡适认为这一黄金时期的出现与参与操作的新式政治家们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有关，譬如民初国会的议员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这自然是相对科举制培养出来的旧式官僚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