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促进商会建立，为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1909年清廷颁令各地设商会，使得新式商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分散封闭的行会中解脱出来，合法联合成一个跨行业的现代社团。及至1912年，全国商会达2000所，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以上。（注：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第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新政法令也有利于提高商人地位，如规定体面商人可随时“谒见本部堂宪”，各级衙役“倘有阻碍，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交送司务厅严办”。（注：《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期。）并允准商务总会致督抚以下各级衙署之公文用平级官署间的“移”和“照会”字眼，意味着作为民间社团的商会地位之崇已非一般。尽管实际运行中仍有滞碍，但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商人千百年来地位变化的一个界标。
    商会成立后在经济上与地方自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各级商会互为联络，各通声气，调查中外商情，兴办商业教育，举办各类商品展示会、博览会、劝工所，设立商事裁判所以保护工商利益。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及以后历次收回利权运动中都充当了骨干。不过商会真正以阶级代表形式释放出强大的社会能量的是在地方自治与立宪运动中，商会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大权。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一经创立即以一个粗具规模、较为完备的地方自治团体面貌出现，它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户籍管理、道路工程、城市建设、农工商务、公用事业、慈善赈济、财政税收以及其他例归地方政府的各项事务，比较全面地担当和掌握了市政建设与管理的责任和权力。正因此，1909年清廷举办地方自治时仅将名称改为“自治公所”外基本无大变动。在总工程局、城自治公所、市政厅这一脉相承的自治组织经营管理下，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东方大都市初显宏伟气势。（注：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第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上海商会也初步发育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展现出类似西欧早期自治城市与市民阶级的某些特点。
    经济力量的增强与社会功能的放大，使得以商会为核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介入社会干预政治。虞和平认为正是有了商会才使资产阶级开始有组织地参与社会重大政治改革运动。（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2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上海总商会表示“欢欣鼓舞，翘盼实行”。（注：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事纪要》。《上海研究论丛》第1辑，第205页。）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他们联络各地商会纷纷动员参与其事，遂使第二次请愿运动规模与声势明显壮大。第三次请愿失败后，商会普遍失望开始转向革命。武昌起义后，各地商会多公开支持革命，武昌、汉口商团与革命军协同作战，商会上层人士发起国民捐，黎元洪大喜：“商人如此慷慨，吾决不忧军费之缺矣！”（注：《辛亥革命》（五），第177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以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及上海商团为核心的全国商团联合会主要成员（如名誉会长虞洽卿、副会长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等）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会长李平书也转向革命。由绅商为主体的商会与革命党人联手是上海光复的关键所在，上海商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起义后的沪军都督府财政开支主要由商人捐助，从其借款一览表上可见，上海的钱庄、商行与银行是主要资助人。
    现代化推动力量的形成与社会支持系统有关，而现代化的支持系统又有赖于政府的“让利”为代价的培养，这样，获利者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支持“回报”这一政权，这种“让利一回报”方式曾构筑了日本现代化社会支持系统的基本模型。然清廷的“让利”政策之所以未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回报，原因就在于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资产阶级无法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所容纳，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魔鬼”羽冀丰满后必将按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提出更高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上民主立宪，经济上全面发展资本主义，而这又恰恰触及一体化结构的核心，到了这个界限上清廷再也不可能让步了，从将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支持系统变为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恩将仇报”一说也是事出有因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第三，清末新政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被列宁誉为“世界贸易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指标”（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2卷，第132页。）的铁路，1895年仅360余公里，至1911年已达9600余公里，六、七年间增加了27倍。矿冶业1911年前的40年共投资4100余万元，而1905——1909年5年间共投资1600万元，占40%。（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卷，第180页。）5年间现代机器动力的厂矿投资占全部投资额的45%。（注：彭泽益等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69—373页。）许多手工业工场出现了迅速向机器工业生产过渡的倾向，种类遍及生产与生活日用品的主要方面。从史料来看，新政后几年中，从沿海的江、浙、粤到边远内地的川、鄂、晋等都有类似现象。农工商部在各省设工艺局，内有12科，主要传习现代工艺制造、质量检验与销售，以“练习其技能”，“甄验其货品”，“增益其见闻”，“开拓其智识”，“疏通其销路”。（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卷，第527页。）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枢纽与关键的银行业在政府支持下迅速发展，著名者如直隶、户部、浚川源、信成、浙江兴业、交通、四明商业储蓄、信义、裕商、浙江、贵州、北洋保商、殖业、福建、四川等银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垦殖公司也应运而生，从1904年到1909年，地区及于14省，数目50余，至1912年已达170余个。（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94—697页。）
    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的10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与洋务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仅仅将其归结于“设厂自救”未免简单化，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新政的经济改革尽管有很大局限性，但毕竟适应了历史潮流，其积极意义实在不应忽视。
    五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各种体制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然引起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方面的变化，而包括移风易俗在内的人的现代化则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指指标之一。
    民俗风尚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联络点，具备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其变异与传承的特质使之成为文化诸要素中既是最易变更的文化，又是最为顽固难以变易的部分。民俗的变异与传承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开放抑或封闭。恩格斯指出，直到1847年，欧洲山地之国瑞士仍与世界隔绝，“死守着地方习惯、装束、偏见以及全部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注：恩格斯《瑞士的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85页。）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民俗亦因未开放而难以见到民俗的更新。二是政府的认同保护。中国传统风俗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同构的，清朝的男子蓄发女子束胸裹足既是法制所定，也是男尊女卑意识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因此，民俗风尚的改变有待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剖析晚清上海与北京习尚的不同变化是颇有兴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