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文人投笔从戎的现象更值得注意。从清末开始的新式知识分子与武力相结合的潮流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辛亥时期各省都督多为留日学生，民国时期的军界上层人物也多为留日学生，以致于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龟郎次在1927年感叹地说：“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三分之二曾经留学我国。”（注：松本龟次郎《中华民国留学生教育沿革》。《留东学报》第1卷第4期。1935年。）这表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科举入仕的传统渠道已不复存在，新政治中心体控制在军阀手中，难以完成改造社会的抱负，唯一的办法是以武力平定天下后再去实现所学的政治理想，这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不同，反映的是现代社会中文人“入世”、“救世”的多元选择。这种行为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投身辛亥革命，又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政治和思想启蒙，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抱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要旨，一改过去文弱书生不从军的传统，成为近现代一种重要的政治改革和参与方式。（注：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12页—21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二是知识分子与武力相结合的负面效应是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与连年内战，以至于舒新城激愤地指责道：“军阀如此横行，留日学生应负重大责任。”（注：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212页。中华书局1927年版。）其实，仅仅归罪于留学生是不公的，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动，造成了许多真空，为新式知识分子运用武力纵横捭阖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与主体力量——新式知识分子的大批产生则不能不上溯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第二，新政后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日后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
    我们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的学历背景与知识结构为例分析。人们评价废科举、办新学意义时，往往忽略了教育本身的时段性特征与间隔性后果。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正好是在1905年废科举以后10年出现的，而10年恰好是办新式教育培养一代新知识分子所必需的时间。1915年全国新式学校教职员与学生已达495.94万人，新旧绅士只剩70—80万人。（注：转引自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第21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一方面实际掌权的绅权日趋没落，难以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处于失序散乱状态，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新式知识分子迫切要求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这道现代化的最后屏障，在西方多元思想的冲击下，出现了“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
    如果我们分析这代人的年龄与学历背景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批1880年前后出身的人的知识结构与世界观形成期间多经历过废科举的影响与受过新学的启蒙。我们试以部分五四新文化领袖年龄、学历、身份作分析：（注：《国立北京大学教员履历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4辑。）
    不难看到这些人多受过新学的启蒙，本身又是新学的启蒙者。而那些199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学生更具解剖学上的意义。五四青年许德珩废科举时正处少年时期，从这时到北大所学的主要是新学，以他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那种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内在责任感的冲动，与新式学校中所学到的新知识以及培养出来的新的价值观、世界观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无这10多年的新式教育的学习，很难想像会有“火烧赵家楼”这种过去被视为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举动。虽为北大教授但仅比许德珩大一岁的胡适后来曾得意地回忆他15岁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的一件往事。当时他曾以所学的一点浅近的地心说等科学知识，在学校中作了一次批驳孟子“性善说”的公开讲演，“很受同学的欢迎，我也很得意”。（注：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第1集，第59—6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黄宗羲曾以“时者以为神之往来，而不知灵气之发于山川也”的朴素唯物论来驳斥鬼神说（注：《姚江春社赋》，见《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秋瑾也以“人生原是最灵物”来批评“神仙鬼佛诸般说，尽是谣言哄弄人”，（注：《精卫石》。《秋瑾集》，第131页。）相比之下在新学校经过现代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已由知识结构的改变，升华到对价值观、世界观的重定，由此必然突破传统的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科学、民主、白话文向愚昧、专制、文言文进行冲击，成为总体性批判绅权、传统意识形态和寻求新意识形态的生力军。（注：转引自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第221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各种新的意识形态、思想武器如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才得以引进、产生并蔓延于中国大地上。这样，从绅权兴起到批判王权，从新式知识分子产生壮大到批判绅权批判传统，这两个依次递进，有序展开的不同层面正是清末新政后社会结构变动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就此而言，与清末新政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四
    清末新政打开了封闭已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闸门，为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高潮到来奠定了基础。
    作为儒家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的体现物，“重农抑商”政策在防止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也抑制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的发展。洋务运动的宗旨是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来应付西方列强的示范性挑战，但不发展资本主义，使得这种“官办现代化”缺乏来自广大民间的支持，也就使之难以获取持续有力的后颈。及至清末，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社会迫切的要求，清廷在“库储一空如洗”的困境中也认识到“以农立国”的耕读社会弊端丛生，无法适应现实，遂将挽回流失的统治权威合法性乞灵于改革。1903年4月的上谕中明确指出：“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注：杜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5卷，第29页。）亟呼改变积习，“振兴商务”。9月商部成立，统管工商铁路各项事务，奏定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章程，如商部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其核心是鼓励民间私人资本自由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
    首先，奖励实业政策与提倡重商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之一，这需要政府的保护与鼓励。清廷此时已认识到“从前各省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牵掣抑勒等弊，以致群情疑阻。”（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洋务运动未能带动民间投资热潮原因即在于此。故命各省“一律认真恤商”，“饬行保商之举”。（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并按投资现代工商业数额多少与贡献大小而分授不同等级的勋号与官阶品衔，凡投资2千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千万元以上封男爵，10—30万元者分授三、四、五品衔。如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的张振勋，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考察商务大臣、太仆寺卿等高位。这一举动的确非同寻常，杨杏佛曾感叹地说：“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年军贱商人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注：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东方杂志》第8年第7期。）这种落后国家以行政力促进民间投资热情和加速原始积累的手段与传统的卖官鬻爵迥然异趣，以后的“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的局面与此重商政策有关，新政后数年民间投资很快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林增平统计前30年有据可查的72家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占总资本额的77.6%，商办只占22.4%，此时正好倒了过来，商办资本已占76.3%。（注：林增平《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05—1908年中，全国新设厂家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50家，年增资本1145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20多倍与甲午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注：黄逸峰等《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股份制公司1911年已达977家。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