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思全球史的当地研究方法
    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对全球和跨国史学越来越有兴趣。①从中国到美国、从阿根廷到欧洲，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各种新的令人感兴趣的方向。②像其他学科一样，全球历史研究也体现出学者之间进行各种模式的跨国家合作的特点。近些年来该领域出现了很多国际会议、跨文化研究项目和交流项目。
    但是，如果认为世界上全球历史的道路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趋同，这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急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学术主导了该领域，对全球历史越来越多的兴趣意味着继续传播美欧对世界过去的看法。相反，逐渐兴起的不是一个同质的“全球史”：在该领域有很多学者和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也许更重要的是，全球史的研究视角仍然受到当地因素的极大影响。在中国、德国或者英国等地对该领域的讨论没有变得彼此相同。
    毋庸置疑，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多元的史学文化，我们绝不应该认为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单一的史学学派。在大部分国家，全球历史研究的特点是相互竞争的观点、热烈的讨论和多样化的视角。然而，尽管存在上述内部差异，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国家或者地区学术体系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如同很多国际会议告诉我们的那样，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学家倾向于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全球历史问题。比如，因为各种原因，“现代性”和“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的大部分世界史和全球史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之相比，美国的大部分历史学家在从国家和跨国层面来分析变化时，实际上开始回避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工具。③
    显而易见，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连续不断的认识论传统来解释。在所有的国家，当今学术机构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转变的结果，而全球转变典型地与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④作为这些转变的一部分，历史学术研究在很多国家经历了极大的概念上和制度上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非常重大，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把以前的现代“世界历史”史学到目前的全球历史学术研究简单地用一条直线连接起来。虽然如此，史学从未发展成这样一种学科，即全世界的研究方法都大致相同，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一系列因素仍然在限定着全球历史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从制度安排和资金结构到社会条件、历史记忆的形式和政治架构都存在这些因素。
    因此，如果认为全球历史研究中的当地差异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发展”鸿沟造成的，这是错误的。毕竟，这意味着中国的全球历史研究最终会趋近太平洋彼岸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笔者相信全球历史研究视角的当地差异会继续存在，甚至将来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原因是我们正在朝着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迈进，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学术领域内的欧洲中心论角度也许将会逐渐淡化。中国和其他西方之外的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许会改变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很多学术领域的全球知识等级的分布。
    然而，就目前而言，全球历史研究中当地特色的研究状况仍然嵌入西方主导的学术体系中。在我们这个领域，全球知识等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以英语为母语的历史学家仍然可以轻易地忽视其他语言生产出的学术成果，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明显不是对等的情况。在很多国家，如从智利到日本，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够在不考虑美国或英国最相关的文献（要么是通过翻译要么是通过阅读英文相关文本）的情况下，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是极其明显的现象。但是，在西方没有太多的学者注意到中国、日本、阿拉伯或者其他地区新兴的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即使可以获取相关的翻译版本。
    在笔者看来，很多西方的全球史史学家更感兴趣的是非西方的历史，而不是当前的非西方史学，这一点很糟糕。也就是说，很多全球史史学家没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同仁在同一领域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足够的关注。笔者感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北美和欧洲内部关于全球史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在西方任教的学者。与之相反，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研究者首先熟悉自身的文化领域，其次熟悉西方的经验。他们具备从两个不同的参考空间从事研究的优势。
    笔者确信，只有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家持续不断地讨论上文提到的知识等级，全球史才能真正地展现出其内在的潜力。毕竟，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话题应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讨论。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很多其他的话题，如殖民主义历史、研究全球和当地的力量如何相互作用。只有到那时，全球史研究才有希望为探讨全球时代人类共同的责任和危机问题的论坛和公共领域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