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比较西方内部的全球史研究
    我们对全球历史的理解在不断多元化，解构相当单一的“西方史学”这个概念是一个重要环节。毕竟，欧洲和美国内部不同社会和地区之间在史学背景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在西方内部解释这些差异的一个好方法是简略地描述美国和德国的全球历史背景。尽管这两个社会和经济体长期以来已经与全球紧密相连（虽然联系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与德国相比，全球历史和跨国历史在美国扮演着不同的然而更重要的角色。关于德国和美国的全球和跨国历史研究的多样化背景，可以谈论的内容有很多。在下文，笔者将主要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制度和社会发展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全球历史研究。
    在美国，全球历史的最新发展需要置于此前大学校园里的社会文化变化的语境中来理解。这些变化从1960年代开始。在此期间，美国全球地位的提高和扩张的雄心为持续增加研究非西方地区的资助提供了基础。地区研究如中国研究或者非洲研究受到了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主要目标是为适应国家的新的国际活动和扩张的需要训练一批专家。⑤后来，这也引起了很多学科设置的变化，比如史学、政治科学：很多院系开始系统地设立教师职位，包括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地区专家。结果，美国历史系的教师比例由原先的主要是北美和欧洲的专家降低到了66％，在研究型大学这个比例甚至更低。⑥
    在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结构上的变化对世界历史和国家历史研究中的叙事产生了更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地区，他们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任务是打破自己研究中原先存在的种种限制和藩篱。例如，在美国，对研究中国、印度或者中东等世界不同地区的美国学术研究体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一些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提出了质疑。与此相关联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挑战各自领域内原先被广泛接受的认识论主张和研究程序。⑦
    美国大学里地区研究专业的变化只是那个时期美国学术界经历的大转变中的一个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同一时期极大地膨胀了，部分也反映了冷战期间的地理政治角色。⑧这个过程促进了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多样化，同时也影响了研究和教学安排。尽管教师的数量从1970年代以来没有继续大量增长，但是美国大学开始经历一场社会变革，学生的种族、性别和社会背景的多样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⑨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先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男性白种人”群体目前在美国的历史系只能占有略超过一半的职位。⑩
    这些社会变化以及美国大学里地区研究逐渐增多，在那时期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影响--从民权运动到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推进了史学领域的变化。（11）实际上，历史系是重大论辩的据点，（12）很多学者和教师对美国国家历史和世界历史使用的所谓的同质研究方法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在冷战的后半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认为学术界的史学主流没有公平对待本国的多样性。（13）很多倡导底层研究的群体在美国大学内部逐渐有极大的代表性，他们经常为了身份认同或者政治目标而联合起来，从而受到关注。（14）还有其他的学术发展运动，如日益增多的研究领域，从性别研究到非裔美国人研究，通过提出“谁的历史？”这样的问题开始更加猛烈地挑战美国历史的统一性。也就是说，他们关注那些不能简单用主流词汇来描述的经验和群体，以反对主流的研究模式。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的大学成为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重要阵地。底层研究、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些学术潮流，都持有某种反霸权主义理念。在美国这也许仍只是少数人的话语，但是与西方其他地区相比，它们的体制基础要强大得多，并且对学术活动的影响通常也大得多。（15）在与许多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这些发展对美国最近的全球史潮流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近来的全球史潮流建立在史学所有分支中的细节研究基础之上，从经济史到社会史、从性别史到环境史，等等。（16）大体而言，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历史学家中，已有很多学者受到训练，成为西方之外的地区史研究专家，比如中国、印度、非洲或拉美。此外，上文提到在区域研究中存在批判性讨论使美国很多全球史史学家开始公开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别的藩篱。
    与美国的情况相比，德国史学的学术景象大为不同。在过去数十年中，德国历史学教授的性别和阶层背景更加多样化，但是有外国血统的历史学家在大学里仍只是极少数。也许更重要的是，不到5％的历史教授属于“非欧洲历史专家”。对非洲、亚洲、美洲和中东等非欧洲世界的研究，大多被归入次一级的、专门的小领域，比如伊斯兰研究或者汉学。但是，时至今日，这些“小学科”也倾向于发展他们自己的学术训练形式，同时也有独立的期刊、会议和学会等。基于以上原因，在德国，大量的地区研究仍然保持着碎片化的状态。（17）
    自1920年代以来，德国大学历史系中的地区史研究格局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尽管20世纪上半叶，德国造成了对全球范围的伤害，也承担了其他重要的全球角色，但德国的学术体系长久以来仍继续边缘化非欧洲和跨文化的历史。这并非是战前国家主义思想的继续，而是在战后向西方靠拢的精神导向下努力接受德国历史的黑暗面的结果，这正是德国历史学界局限于国家范围或欧洲化取向的主要原因。例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战后第一代历史学家仍决然致力于国家史研究，尽管他们极力批判德国的国家主义。（18）但是关注国家历史（忽略全球和跨国历史）是他们需求的一部分，因为他们需要公开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根源，以及德国因纳粹罪行而需担负的责任。
    尽管如此，全球和跨国史研究的新形式，尤其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在德国历史学家学会中越来越强且备受瞩目。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学术网络受到了德国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这为历史学家之间和区域研究（比如亚洲研究或者非洲研究）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结果，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生接受过至少一门非西方地区史的学术训练。德国历史学家日益倾向于寻找新的方法发掘德国和欧洲历史的全球和跨国维度，并且摒弃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主导叙事方法。
    在其他众多话题中，殖民主义研究尤其成为历史学家和区域研究学者彼此交流及从事共同研究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并出现了几个有趣的研究方向。例如，有些历史学家将希特勒对东欧国家的入侵也纳入殖民行为，由此拓宽了德国殖民主义的概念。（19）此外，近来的研究还证实了后来的某些方案其实早在德国殖民时期就已拟定，比如通过优生学、或强制被认为是多余的人口迁居的方式等来净化社会的想法。（20）再者，也出现了对某些问题的公开探讨，比如德国殖民统治之下所发生的暴行等问题。
    总体来说，对殖民史研究新形式日益增长的兴趣，与试图从跨国视角重写现代德国历史的尝试关系密切。（21）在众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需要从全球和跨国视角看待德国历史。例如，来自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移民潮使德国社会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这让很多历史学家意识到也应将跨文化视角应用到德国历史研究中来。这种尝试包括从离散社群网络的视角研究土耳其裔德国人或其他少数族裔。这意味着将土耳其裔德国人视为德国社会固有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更多地关注这些人与土耳其或者其他国家之间持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