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的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已开始愈益显露。晚清史应该怎样与清代前中期史进行整合？晚清史研究究竟向何处去？这已是我们现在所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
        （一）
        顾名思义，所谓“晚清史”，自然是指清代晚期的历史，这应是没有疑义的。但事实上，人们所理解的“晚清”在时间的跨度上往往并不相同。1930年代，阿英（钱杏邨）著《晚清文学史》，所述对象大体是从甲午战争前后直到清王朝覆灭。其时间跨度甚为狭小，前后不超过20年。到了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其属于清代后期的两卷（第10、11卷），被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但其时间跨度是从1800到1911年，即从嘉庆朝起，历道、咸、同、光四朝直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不过人们通常还是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的历史叫做晚清史，也就是从道光二十年（1840）起，直到宣统三年末（1912年初）清帝逊位为止，前后计72年。所谓“晚清七十年”，则是其约略的概称。或许有人会说，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分界对道光朝乃至对清王朝本身都是个割裂。从断代的清史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在更大的尺度范围内，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晚清史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又有其合理的存在依据。本文所说的晚清史，便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它首先属于近代史的范畴，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所谓近代，本来也是个相对的概念，是指距身所处不远的时代。公羊学讲三世，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就是在讲近代史。孔子编《春秋》，司马迁著《史记》，班固修《前汉书》，其基本的或主要的内容，也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近代史。
        20世纪的人们之于晚清史，首先只能是作为近代史来看待。原因很简单：晚清实在是离人们太近了。1912年初清帝的逊位，下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38年，而上距清初的入关已268年。38年，对于当时的许多当事者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不待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至迟在清代末年均已出生，就是清王朝的许多遗老遗少，甚至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也还依然健在。1949年时已83岁的张元济老人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曾自称是“戊戌党锢孑遗”，他于远道进京参加人民政协之时，还特意接受《新建设》杂志社派员采访，回忆51年前亲历戊戌政变的往事（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原载《新建设》创刊号（1949年9月8日），《新华月报》创刊号（1949年10月）转载。）。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历史学家范文澜同样清楚地记得其少年时代亲见革命先烈“鉴湖女侠”秋瑾骑马操练时的飒爽英姿及其被捕时的有关情景（注：参见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对他们的亲身体会，我们只要作这样的比较就能感受到：张元济在1949年讲戊戌变法，范文澜在1956年讲秋瑾，其实就相当于志愿军老战士们现在讲抗美援朝，讲上甘岭战斗。
        对于这些耳闻目睹也即“所见”“所闻”最多也只是“所传闻”之事，人们习惯于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类冠名，更多地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当时为止的一系列激烈变革联系起来。
        （三）
        现行的中国近代史的体系结构，是于1950年代中，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得以确立的。尽管当时就有人提出：应该把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都称作中国的近代史，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是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就是晚清的72年再加上民国初期的8年。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晚清史。但晚清史本身此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的地位，而是被严格地纳入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之中。
        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往往只是胜利者意志的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所谓近代，从世界的范围说，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是其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因此，一部世界近代史，只能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中国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而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逐步进入了屈辱的半殖民地时代。中国自此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也即晚清时代人们所说的“亘古以来未有之巨变”。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虽然“腰斩”了清代史，但却是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所造成的，是客观的历史现实的反映。
        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究竟应该怎么写？于1949年结束了百年动乱后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有了自己的新的感受，新的回答。我在《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近百年动乱、变革的最终结果。党的意识形态、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而相关历史的研究，也就此与现实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注：姜涛：《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22-46页。）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提出，而此时作为新的历史体系指导思想的有关认识主要有二。一是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即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关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所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范文澜为此曾解释道：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有两个根本矛盾，一个是原有的（引者按：指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个新添的。这个新添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后来变成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压迫的矛盾。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成一个反动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两个根本矛盾也就合并成一个根本矛盾。以帝国主义为主，以封建势力为辅的反动势力成为这个矛盾的一面，因之中国人民的革命矛头，直接对着封建势力时，实际也对着帝国主义；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们利害相关，互相勾结，这就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不得不同时负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这个任务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担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所有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原因就在这里。（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1955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5页。）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由此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确立的中国近代史，尽管是要讲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历史，但重点却放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也就是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这就决定了在这一认识下所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只能是以政治史为主，而所谓的政治史又只能是以人民革命斗争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