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眼珠若盈坛，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即云残害，其尸具又将何归。此可决知其妄者。”（23）外国传教士确有侵略劣迹，但挖眼剖心残害儿童则查无实据。居然有那么多人传谣、信谣，反映出群众的愚昧落后。
    二是知识结构不适应时代需要。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直接的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实质上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科技水平的较量，说到底又是两种人才素质的较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造成知识分子一些积习：诸如远离政治，自呜清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懂经史子集，能琴棋书画，但缺乏国际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不会打仗，不会办外交，不会经商理财；习惯于在故纸堆爬梳，做注释注疏性文章。严复指出：“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耶？”（25）稍后的邹容更是痛快淋漓地抨击：“中国士子者，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汉学者流，寻章摘句，笺注训诂，为六经之奴婢，而不敢出其范围；宋学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其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于东西庑上，一噉冷猪头；词章者流，立其桐城、阳湖之门户流派，大唱其姹紫红之滥调排控；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五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26）甚至，连光绪皇帝也意识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27）
    经鸦片战争之后，大最引进了近代科学知识，如天文、气象、数学、理化、博物、地理、化学、生物学、光学、医学等广泛的科学领域，大大充实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更主要的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中国新型人才应运而起，其渠道有二：首先从封建士子中分化出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洪仁玕、王韬、郑观应、冯桂芬、马建忠、薜福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的特点是，自幼接受封建教育，国学底子厚，多数有为官从政的经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或办理洋务，或从事外交，对外国人有较多接触，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制度，发生了逐渐地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化过程。第二种类型的，就是自幼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成为新一代的近代知识分子，如1872-1875年派三批幼童赴美留学，1881年近百名学成回国人员，分别在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或充任外交官、或任教员、医生、海关官员，其中有杰出人物詹天佑。稍后又派青年分三批赴英法留学，回国后参与造船、开矿、制造火药等等。其中有著名人物严复。自1873-1911年，各省所派官费留学生总数为3320人，加私费留学生，合计约有数万人。（28）此期间，清政府逼于形势也作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废八股，改书院、私塾为学堂，在课程设置上，中小学除各门基础知识外，增加了体育、音乐、美术，大学本科分设八科，其中政法科，学政治法律；格致科，学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工科，学土木、机器、造船、兵工、电气、建筑；商科，学银行、保险、关税、贸易等。中国知识阶层摆脱八股取士的桎梏，睁眼看世界，从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形成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知识阶层，以及稍后出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向东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知识阶层。
    三是传统价值观遇到挑战与近代价值观的产生。主要是下列各点：由崇尚道德到注重物质建设。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是重义轻利、崇德贱力。孔子主张“义以为上”（29）董仲舒发挥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30）这种把“义”与“利”相孤立和对立的观点，在列强的洋枪洋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讲仁义道德，而如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作后盾，整个民族只能处于被欺凌的地位。有识之士领悟到：只有富，才能强，只有“自强”，才能“御侮”。从而开始了由崇尚道德，到注重物质建设，走富国强兵之路。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兴办洋务企业，到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出现的实业救国高潮，一批民族工商业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出现。孙中山认为：“实业发达，铁路大通，则十年后，（中国）未尝不可成为极富之国也。”（31）
    从闭关自守到被迫开放，再到主动开放。英国的大炮曾“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32）但是从太平天国起，就有主动引进的意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明确表示：“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晚清时期公派或私费出国留学、出洋考察几成风气。中国与世界结束人为的隔离状态，与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加速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先前分散的孤立的地区和国家，逐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所取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3）近代以来，已“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34）谁欲自我孤立，谁就是自甘落后，然而已为世界历史潮流所不容。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35）又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36）
    从“重本抑末”到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是：重本抑末。其所谓“重”，无非是把广大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向朝廷交税，向地主交租，以维系王朝的长治久安，其所谓“抑”，即对于工商业者课以重税，多方限制的政策，以避免造成人口流动等不稳定因素。以至于明末以来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获得正常发育并转化为资本主义。列强破门而入后，有识之士始认识到，振兴工商是由弱转强，由贫转富的关键。李鸿章说：“泰西以商立国，商务之盛衰，即国势强弱所由判，凡有益商务者，必竭全力以图之。年来日本步趋泰西，亦四出通商，以为利国利民之本。”（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