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本是自然现象，不是人力所能控制得了的。不过，如果政府应对得法，可以尽可能地减低灾荒的危害；相反，如果应对不力，就有可能激发民变，灾荒便转而变成人祸，不仅危害民众的生活，甚至危及政府的统治。清朝末年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一、风潮缘起
    1909年（宣统元年），湖南粮食产地洞庭湖区遭受特大水灾，上游长沙、衡阳等地又发生严重旱灾，统计各处灾民达数百万人之多。旱灾之后又生蝗灾，粮食普遍歉收，粮价一路飚升。在素称“鱼米之乡”的湖南，米价平时每石在二千文左右，遭灾之后便猛涨至五六千文，甚至高达七八千文。加上商人囤积居奇，一场米荒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邻省湖北也发生严重水灾。湖北向来进口湘米，被灾之后，武汉三镇商民上百万人更需要大量湘米接济。其时，一些不法商人，尤其是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的洋商，乘机将湘米从湖北转运出口，从中渔利。湖南大米从长沙、岳州关运到湖北汉口，又经洋商或挂洋商旗的潮汕、宁波各帮商人转运到外地销售，谋取高额利润。大量湘米通过湖北走私外地，不但损害了湖北利益，也使本已遭受重灾的湖南雪上加霜。
    1910年4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湖南各处闹起饥荒，出现“吃大户”现象，省城长沙也不例外。米价一日三涨，平民生活堪虞。某日上午，长沙挑水工黄贵荪之妻拿着丈夫挑水所得全部制钱80文，到附近戴义顺碓房想买一升米，不料米商以其中杂有不通行的制钱数文为由，要求其调换。黄妻无奈只得回家，待其借得通行制钱后再到碓房，米价已涨至85文。面对飞涨的米价，黄妻痛苦莫名，深感绝望，一头跳进老龙潭溺水而亡。黄贵荪听到噩耗，悲愤万分，拉着两个孩子一同投水自尽。黄氏一门惨死的消息，迅速传遍城内，成为长沙饥民抢米风潮的导火线。
    二、预控不力
    长沙抢米风潮发生的表面原因是天灾，其深层原因实为人祸，因为官府调控不力，米粮大量外运，而劣绅又囤积居奇，其中关键则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湖北遭灾后，主管湘鄂两省的湖广总督陈夔（kuí）龙奏请邻近各省接济，清政府谕令湖南、四川、江西各省产粮区，不得阻粮出境。湖南因灾缺米，希望禁米出口，而湖北需要大量湘米救济，清廷与鄂督（指湖广总督）均要求湖南不能对鄂禁运。这样，湘米出口问题便成为矛盾焦点。
    湘米出口不仅涉及湖北救灾，而且与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利益直接相关，因为当时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为此，湖南巡抚岑春蓂（míng）与各方进行了反复而艰难的交涉，但都不得要领。岑春蓂的尴尬在于，一旦湘米出口湖北，就难免转口下游，湖南将无法承受。而且，英国领事与商人有中英《天津条约》和《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作护符，湘米出口与转运他口均有条约依据。与此同时，湖南绅士与谘议局均强烈要求禁米出口。迫于各方压力，岑春蓂发布了湘米禁运的告示，同时允许湖北查照军米办法，限定数目，采购湘米。其实，这个禁运令是有很大漏洞的，一方面，湖北仍可按军米办法采购湘米，实际上开了走私的口子；另一方面，根据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有关条款，湖南如禁米出口，必须先由巡抚出示晓谕，二十一天后始能正式实行，从而在短期内加速了湘米外运，使湖南米价急剧飚升。
    其时，湖南绅士与谘议局均主张禁米出口，理由冠冕堂皇，但动机颇为复杂，既有赈济乡邦饥民的由头，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甚至还有故意与岑春蓂为难的意味。尤其是旧绅士王先谦、叶德辉等，和他嫌隙甚深。同时，岑春蓂无力阻止甚至有意纵容洋商肆意运米，直接损害了湘绅的切身利益，激化了双方矛盾。要化解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庸懦的岑春蓂难堪其任。事实上，禁运令尚来不及真正实施，长沙抢米风潮已骤然发生。
    三、应变乖方
    事变之初，岑春蓂应对无措。当时，长沙饥民群聚于省城南门外鳌山庙警察分局，要求减价平粜。岑春蓂派巡警道赖承裕等出城弹压。面对群情嚣然的饥民，赖承裕转述岑春蓂之语，严厉训斥道：“天然台百钱一碗茶，汝辈不以为昂，八十钱一升米，汝辈竟嫌太贵，岂有天理良心！”此语一出，饥民义愤填膺，痛殴赖承裕，并迅速涌向巡抚衙门。岑春蓂急调常备军、巡防队入署，军队鸣枪恐吓，反被掷石袭击。岑春蓂命军队开枪，格杀数人，民众怒不可遏，焚毁抚衙。随后各处饥民蜂起，将城厢内外各碓坊堆栈之米抢空，并将警兵岗亭捣毁，又焚毁教堂、洋行、学堂、使署、银行、税关等与外国相关的建筑物数十处。抢米风潮发展成为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