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后宫的人数又有所增加。三国之中，以东吴最为突出。贺邵曾上疏说：“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注：《三国志·贺邵传》。）陆觊也上疏说：“今宫中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于内，风雨逆度，正由此起。”（注：《三国志·陆觊传》。）东吴偏安江东，弹丸之地，后宫竟然也有万人。
    隋唐时期，宫女的数量继续上升。唐初，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采求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今将出之，更求伉俪，非独以惜费，亦人各遂其性。”并从掖庭西门放出宫女。
    五代以后，虽然对后宫人数过多影响人口增长的议论减少，但其影响仍然存在，只不过是宋以后宫女人数相对减少，影响不如以前那么明显罢了。
    古代先哲对皇帝以外的多妻对人口影响的议论较少，这主要是皇帝的妻妾数量太大了，其他阶层的多妻均无法与皇帝相比，故而人们只注意到了后宫人数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其实，如果将各个阶层的多妻数目加在一起，其对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楚。
    前面情况说明，历朝历代帝王妻妾为数众多，但徐光启在对明朝宗室人口进行研究后却说：“洪武中（约公元1382年）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约公元1412年）而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隆庆初（约公元1567年）隶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公元1594年）隶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公元1604年）隶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注：《徐光启集·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徐光启在研究明朝宗室人口时显然忽略了宗室婚姻这个特殊情况，才得出明宗室人口30年增加一倍这个结论。可以断定，如果将明朝宗室婚姻的多妻计算在内，徐光启30年宗室人口增加一倍的说法是肯定不能成立的。再者，他把这个本来就不正确的结论又套用在总人口的增长上，他在《农政全书》中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增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在和平时期，人口为什么30年增加一倍，徐光启也未作进一步的说明，显然这种计算方法和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笔者认为，尽管徐光启通过对明室人口研究而得出的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的看法，与后来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推算出来的25年增加一倍的结论很相类似，但由于徐光启的研究对象是明朝宗室人口，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明朝宗室婚姻一夫多妻这个特殊情况，因此他所得出的宗室人口30年翻一番的结论并不符合明朝宗室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所以这个结论与马尔萨斯通过研究普遍民众而得出的25年人口增加一倍的看法不属于同一类型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