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4月2日，俾士麦在致北德同盟驻北京公使李福斯（VonRethfues）的信中声称：“为了德国商务的利益，特别是为了保护德国航业以对付海盗的骚扰，有必要在东亚海面经常保持同盟的一部分海军大小船只。”需要在东亚建立一些“海军仓库”。北德同盟在日本横滨虽拥有一个“普鲁士海军基地”，却“不能同时满足中国沿海海军站的需要”。因此，他下令驻北京公使尽快同中国清政府达成一个协定，“使其以买卖或租借的方式，在中国沿海的一个中心点或海岸附近的一个岛屿上，让北德同盟为了上述目的占有一块够用的土地，作为建设海军仓库之用”⑩。信中还透露了一桩所谓的“中国使臣”蒲安臣出实中国领土的卑鄙勾当。俾士麦说：“我同已故的中国特别使节团团长蒲安臣（Burlingame）先生机密地讨论过这件事（即在中国获取一个军港一事），他不仅承认我们的愿望是合理的，而且看到如果实现这件事，中国方面也有真正的利益，这是中国方面很重视的。……他非常肯定地答应在他回到中国以后，将促成此事，以蒲安臣为团长的中国使节团是1868年2月出发的，经过美国时擅自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蒲安臣条约》（即《中美续增条约》），尔后访问了英法等国。于1870年1月到达柏林，在此受到俾士麦的接见。上面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普鲁士政府为在中国沿海攫夺一个军港已经积极开展了外交活动：同时它也记下了美国骗子一一蒲安臣出卖中国领土的又一罪案，只是由于蒲安臣1870年2月突然病死在俄国这笔肮脏的交易未能获售罢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俾士麦与蒲安臣秘密会谈的时间，它标明此时（1870年1月）普鲁士政府已确定了夺取中国军港的基本方针。
    俾士麦在这封信中还就获取军港的方式反复进行了说明。他认为：“由于经济的特别是政治的原因，”德国在中国获取军港，“应拒绝采取殖民政策的道路，或在中国领土上获得主权”的方式。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考虑到对中国友好政策，无意在中国领土上获得主权”。果真如此吗？否！我们知道，当时的德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北德同盟的势力还不能达到南部地区，经济力量也十分有限：国际上，正值普法关系剑拔弩张之时，双方都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欧洲战争影响”使其不能在中国全力以赴地开拓殖民地。这就是它不愿意在中国沿海直接采取殖民政策的根本原因。因此“拒绝采取殖民政策”，既不等于尊重中国主权，亦不是对华采取“友好政策”，而是出于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原因。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部分里，俾士麦说：“海军当局主要认为紧靠厦门的鼓浪屿和舟山岛上定海附近的一片土地是特别适宜于建立海军仓库的地点。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同盟因为获得这一地盘不同一个友邦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引起竞争，则是我最不希望的”。因为俾士麦当时己得知“美国有意于舟山岛”。所以他授权台端（驻华外交官员之一）“以秘密的方式同当地的美国同事谈论此事”。同时他还通过盖洛特男爵（驻美使臣之一）通知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指示驻华代表为了所说的目的进行秘密谈判，以便在其“目的的地点上取得协调”。这是一桩多么肮脏交易，图谋获取中国一块土地，却要先同第三国达成协议，这难道是尊重中国主权的行为吗？
    为了选择一个适宜的地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德国海军便对中国沿海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调查，海军部与帝国首相衙门多次举行讨论。当时，他们公认李希霍芬建议的位于舟内群岛的定海港是最理想的军港。但是由于美国也表示过占领该岛的意图，羽翼未曾丰满的北德意志同盟自然不愿与美国竞争。所以，他们便把目光移向其它地点，诸如香港附近的大鹏湾，厦门附近的鼓浪屿，山东半岛的胶州湾都曾引起过他们极大的兴趣。但是，这些讨论，因为当时的政治条件，“并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⑾。然而，从李希霍芬的报告到达柏林以后，占领中国一处军港这件事一刻也没有被遗忘，德国人丝毫不差地知道，在什么地点，当有利的时机到来时，应该建立商业的海军的根据地。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德国的这一阴谋及其在中国沿海的调查活动是无法掩人耳目的，不仅欧美列强对此非常敏感。就连外交十分闭塞的中国清政府后来也“规知其谋”。据《胶澳志大事记》光绪十二年（1886）载：“德人黎西德和芬（即李希德霍芬）于西历一八六八年即来山东有所调查，盛誉山东物产丰富。于是胶澳一隅久为外人垂涎。景澄（许景澄）赴欧，规知其谋，而是时粤海军方熠于法，清廷谈重建于北洋，景澄建议辟胶澳为屯埠，以巩固国防而杜外患”⑿。
    总上所述可知，德国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已经有人（艾林波使节团）提出了在中国沿海夺取一个军港的建议，并且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如果说这是个别侵略分子的狂热鼓吹，不能做为德国政府阴谋的起点。那么以普鲁士政府正式下达命令的时间算起，德国夺取中国军港的阴谋的确切时间应不晚于1870年初。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战云未消，陡起风波。早就觊觎中国领土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担心落人后之，立即下令迅速装备海军，准备夺取他们心目中的最适宜的地点。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便以两个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为口实，悍然出兵占领了胶州湾。德国长期以来在我国沿海获取军港的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事实正如法国海军部长（EdouardLockroy）揭露的那样，“从李托风（即李希霍芬）的旅行到胶州的占有这一时期，德国一向在那里（中国）有方法、有步骤地逐渐执行它的战争计划”⒀。
    所以，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海军以强盗的方式占据胶州湾将近三十年前，北德意志同盟首相同样执行过一个同样方向的侵略计划。不过这个计划，同1897一1898年的行动也有所区别，除了由于两个政府（北德同盟与德意志帝国）的实力不同，因而在计划的执行上也有所不同外，占领胶州湾从一开始就与一种企图结合起来，那就是将幅员广大的山东省，连同它拥有的煤田和其它矿藏都置于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在1870年则还没有这样的企图。1870年的德国资本主义程度还不很高，资产阶级仍被自由贸易的观念所控制，因此它还未想到以独占的方式对中国领土进行掠夺，其野心自然不如后来之大。
    注释：
    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上册，页298。
    中华书局编《中国近代史》页254。
    当时德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在斯脱拉斯堡（5trassbufg），参见《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2219号，页5。
    ④参见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页79。
    ⑤安格鲁撤克逊人（Ango一Saxons），泛指英国人及其在北美、澳大利亚、南非等地的移民。引自迈尔茨，德国殖民政治以前的历史，载在《殖民评论》1934一1935年，页98。转引自《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页80。
    ⑥《德国外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2222号，页9。
    ⑦《历史教学》1957年第8期《德国人在中国》。
    ⑧《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页1990。
    ⑨《关于在中国一一日本领海内选择最适当的地点作为创设一个德国海军和商业站之用的备忘录》，转引自《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页82。
    ⑩施丢克尔著《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附录四，页332。
    ⑾《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3645号，页88。
    ⑿《山东近代资料》之三。
    ⒀《历史教学》1957年，第8期《德国人在中国》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