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揆诸史实，谣言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广泛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谣言如此众多和普遍，并逐步汇合为强大的反新政的社会舆论，而且多数最终演化为暴力形式的反抗国家行为，这在中外历史上不多见。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与清末新政时期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着相当大的联系。
    首先，由于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和阶级对抗，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急剧变动之中。作为清政府挽救危机的一项举措，清末十年的新政确实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根基亦有所触动。在这场社会重大变革中间，由于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急剧，普通民众惶恐不安，社会心理紧张而不稳定，这种情况下谣言最容易产生和散布。
    姑且不论官制改革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激烈冲击，试办地方自治给中国基层社会亦造成重大的变化。地方自治是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清朝统治覆灭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各地在乡镇广设自治公所、自治研究所，选举议事会和董事会，调查户口和编钉门牌，大张旗鼓地推行起地方自治。乡镇地方自治以“以本乡之人办本乡之事”（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7页。）为号召，内容主要包括学务、卫生、巡警、善举、筹款等等，力图以自治辅助官治，逐步走向宪政，显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乡镇地方自治虽深入到乡村社会，却仅仅落脚到绅士阶层，以绅权行所谓的“地方自治”。清朝中央政府的上谕就明确指示“选择正绅，迅即筹办”地方自治（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0页。）；《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亦明文规定：地方自治由“合格绅民”办理（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8页。）。时人即指出，地方自治“政府责成于督抚，督抚责成于州县，州县责成于绅士”（注：长舆：《论莱阳民变事》，《国风报》第一年（宣统二年），第十八期。）。在实际操作中亦不过如此，各地的地方自治都由设立在县城、府城的议事会和董事会办理，这些机构绝大多数为绅士把持。如湖北全省的议事会和董事会中，出身于绅士的人，分别占其成员的98.6%和99.5%。（注：转引［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页。）各地方上因此出现了一大批议事会议员、董事会董事以及学董、警董、局董、委员等，他们多由绅士组成。因此可以说，地方自治实际上是以官绅合治代替官治。故许多绅士因此不再具备代表乡村社会的一面，同官吏一样成为国家权力的代表，“俨然与现在政府互相提契”（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02页。）。清末政府向绅士放权，促使更多的绅士（尤其是在城绅士）进入国家政权，极大地刺激了绅士的权利欲。许多绅士因此孜孜于追逐名利，借用新政的旗帜满足日益膨胀的权利欲。虽然他们也办了一些实事，如兴学、调查户口等，但真正关心民众疾苦者不多，相反，鱼肉百姓者屡见不鲜，严重恶化了绅民关系。因此，地方自治不仅未给普通民众带来益处，反而造成深重的灾难。御史萧丙炎在1911年的一份奏折中就痛陈道：“臣闻各省办理地方自治，督抚委其责于州县，州县复委其责于乡绅，乡绅中公正廉明之士，往往视为畏途，而劣监刁生，运动投票得为职员及议员与董事者，转居多数。以此多数刁生劣监，平日不谙自治章程，不识自治原理，一旦逞其鱼肉乡民之故技，以之办理自治，或急于进行而失之操切，或拘于表面而失之铺张，或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计，或巧立名目为侵蚀肥己之谋，甚者勾通衙役胥差，交结地方长官，藉端牟利，朋比为奸。”（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7页。）
    地方自治使社会秩序发生如此大的变动，尤其是地方绅士与政府官吏互相利用，“同恶相济”（注：山东旅京同乡：《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使普通民众处于一种焦虑、惶恐、不安的心理状态之中，于是到处议论，对即将发生和不知情的事情进行猜测，以讹传讹，谣言和流言就应运而生了。如1910年秋江西省宜春地方政府征收捐税，民众群起反抗，当地政府担心受到攻击，乃造谣说：“此非我官府要钱，乃绅士要钱。”（注：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这则谣言传遍全县，普通民众因地方自治和学堂皆绅士主持从而信之，并以为“凡一切新政”皆“绅士无故生事”，因而转攻绅士，声称“必欲进城毁学，杀尽学界绅首而已”。（注：《辛亥革命》第三册，第417页。）江苏省如皋县调查户口由当地绅士、学董主持，详细询问姓名年岁，碰巧有一家因传染病死了三人，登时谣言遍地，传绅士将百姓“八字卖与洋”以谋钱财，“群谋毁学”。（注：《辛亥革命》第三册，第401页。）广东连州由“城绅”办理调查户口，登时社会“哗噪”，“兽惊鸟骇”，谣言纷纷，（注：左绍佐：《连州事件日记摘录》，《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民众聚集数千人“各拆本处学堂，及驱逐绅土”（注：《辛亥革命》第三册，第370页。）。
    其次，清末新政时期谣言的兴盛与中国普通民众的落后意识（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文明恐惧、厌恶的情感）有关。许多国家在开始现代化的时候都会面临来自普通民众的反对，就连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的英国也不例外。（注：如当时英国农民认为铁路将导致牛不吃草、鸡不下蛋、房子倒塌，而火车冒出的黑烟将遮蔽太阳、毒化草场，使英国永无天日，因而群起反对。转引自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在以农为本、传统气息浓厚的中国，普通民众对于现代化的事物不理解乃至恐惧、厌恶就更加难以避免。暂且不谈洋务运动时期一些农民对于铁路、电线等事物的盲目抵制，到20世纪之初，普通民众对于清末新政以洋为师亦是不大理解、不大欢迎。如，根据毛泽东1927年的回忆，“‘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