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也是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北京失败360周年。历史的风烟虽已远去，而史学宏论却常读常新。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研究历史的兴衰，探索执政规律是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而《甲申三百年祭》正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本刊特发表几位专家的纪念文章，以飨读者。
    2004年3月，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也是李自成进入北京360周年。郭老在文章一开始就说：“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那么，现在是甲申轮到它的第六个周期了。斗转星移，60年又过去了。回顾这段历史，依然使人感慨万千。这里，只能谈两点主要的体会：
    第一，《甲申三百年祭》提出的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又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嘱咐大家：“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话也是在1949年3月间说的。它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更不能像牛金星、刘宗敏之流“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
    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放在我们面前的路程同样还更长，工作还更伟大，更艰苦，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决没有过时。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立刻带领书记处成员到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去，重提“两个务必”，确实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
    第二，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又为历史研究怎样为现实服务作出了榜样。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但历史的经验始终值得注意。这里有一个一般和个别、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古人所说“一”和“多”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一般总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个别之中，是从后者中概括出来的。古人把它称为“一多相容”。具体的历史事件（也就是个别）是不会重复的，但它所包含的有普遍意义的带规律性的道理仍可以给后人以很多启示。
    历史和理论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学所要研究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是个别事物，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条件出发，充分考虑这一事件的全部复杂性和特殊性，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决不能搬用一般的理论模式去硬套。但高水平的历史研究又不会停留在就事论事，以把某一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弄清楚为满足，而且要深入探索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从中悟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能够说明更多问题的道理来，因为“一”本来就寓于“多”之中。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举一反三”的意思。从中悟出的道理越深刻，能够用来说明的问题越多，研究的水平也越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多读读郭老这样的大师的作品，对提高我们的史学研究水平，无疑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