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们已亲身见证了魏晋南北朝研究史上重要的一笔。上引《东晋门阀政治》结尾和《拓跋史探》开头的这些文字，十分清楚地把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发育，与未来北方地区的统一和稳定，与一个时期内南北全部历史运动主流部分的走向，也就与我们前面所述“整部中古史演变递嬗的枢纽和古代东北亚民族关系格局的转移”，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上述三篇文章为代表，田先生此番研究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从君位传承与后族的关系、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入手，通过对一系列史实和问题的重新梳理，揭出了神元至道武帝百余年中，拓跋部发展过程所围绕的专制皇权的逐渐树立和族际关系的日趋融合这两大主题。同时又针对《序纪》这份拓跋早期史的基本史料，理出了拓跋部从口述史到成文史演变递嬗及相关问题的发展线索。于是，从自身社会形态到外部族际关系，又从基本问题到基本史料，田先生都提出了新的命题，拉出了新的线索，拓展了新的方法，诠释了新的事实；也就搭起了新的研究框架，开辟了早期拓跋史研究较以往更为开阔的新前景。
    以下先就前二文述其主要成就和启示。
    《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乃是田先生此次研究早期拓跋史的核心文章，其他各文展开的种种问题，几乎都已包含其中。后来田先生把此文的构思写给《学林春秋》收录，就已表明了它在田先生心中的份量。而此文的成就，首先当然是出色地完成了“子贵母死”这一奇特制度来龙去脉的考察。可以说，这个史界长期不甚清楚的问题，至此已得到了确解或现时条件下的最优解。而能够弄清此制来龙去脉的关键，端赖田先生在隐微的记载后面，抉出了神元以来拓跋部君长传承往往母强子立的史实，并且理出了百余年来拓跋部君位传承常与后族相关这根重要线索，也正是在这根线索所代表的历史前提下，直到道武帝登位称帝，建立和巩固专制君主秩序时，也就有了强烈的必要，来抑制或预防母后和后族势强干政乃至于危及君位传承秩序，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子贵母死”之制的基本背景，并把此制与道武帝的“离散部落”之举，在同一线索和同一需要下，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又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离散部落”这个拓跋建国史上重大事件的认识。无庸置疑，对北朝史，对鲜卑拓跋部史，对一项具体的制度史研究来说，在有关研究已多年沉寂之后，就这些，已足构成相关学术史上的第一流成果了。
    但文章至此虽已结束，田先生提出的问题却毋宁说刚刚开始。因为在材料稀少及其所含信息多已流失的情况下，“子贵母死”及“离散部落”这两个具体的事件，仍然是不足以承载拓跋部从部落联盟上升为专制国家这个基本历史过程的种种问题的。正如田先生后来指出的，问题一旦放到了“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下，就势不能不超越“子贵母死”及“离散部落”这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和举措；甚至也不能不超越神元以来拓跋部君位传承常与后族相关这根具体的线索，来进一步考虑与之关联的各种事件和现象。而这样一来，相应的研究也就势不能不从制度史或政治史的范围，进而进入民族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相关领域；又从一般的历史学方法，发展为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或民族学、考古学和政治学等对象本身所要求的多种手段了。尤其是田先生在文中指出：神元至道武帝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两种继承秩序的激烈竞争”，是部落大人支持下的更为古老的兄终弟及制，与代表专制君主制方向的父死子继制的消长过程，而“皇后和母后干预继承秩序，在艰难的斗争中为父死子继制开辟道路，也是拓跋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此文《小结》中田先生又说：“子贵母死，出现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一个特定阶段……它的出现，符合拓跋部摆脱无序继承的纷扰以及巩固父子继承制度的需要；符合进一步消除强大外戚干预拓跋事务的需要；更为根本的是符合拓跋部从部落联盟共主地位上升为专制国家皇帝的需要。”很明显，在此文所观照的拓跋部从部落社会向专制国家演进这根总线索下，田先生再次敏锐地洞察了专制皇权的形成过程，乃从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另一个侧面，浓缩了当时拓跋部族组织和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发展；而其焦点，则洵为君位传子秩序在君长与包括后族在内的各种贵族势力的关系架构中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注：此文四《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述：时代、社会和历史的“诸多因素造就了道武帝拓跋珪，使他得以从部落联盟君主向专制国家皇帝角色演变，他势弱时不能不沿着旧有轨辙，引外家部族介入拓跋内部事务，平息诸父诸兄对君位的挑战；势强后却不能继续承受外家部族对拓跋君权的影响和控制，力求摆脱外家部族。”已经说明了拓跋部君位传子制发展过程的这个不限于母后和后族的关系格局。）这就提示和开辟了在此文基础上继续研究拓跋部专制皇权形成和社会演进过程的广阔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