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魏晋以后北方民族关系不断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中，强势中心的形成显然已经上升为问题的主要方面，前秦的短暂统一便是一种徵象，一种呼唤。但无论是氐胡所建的前秦，还是慕容鲜卑统治的前燕等地区强权，统观五胡十六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倏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他们都没有以本族为核心来融汇各部，形成巩固的族际联盟以为统治的中坚；相比之下，倒是长期发育于代北的拓跋鲜卑，自献帝以来已经形成了国族十姓间的巩固联盟，神元以来仍在以之为核心而不断聚散着更多的部落，从而逐渐具备了充当这个历史角色的资格。而真正使之从资格变成了现实的关键之一（另一个关键，当然是田先生“子贵母死”一文所示专制秩序的逐渐树立），便是神元以来不断伸缩和变化着的拓跋部落联盟内部，其族际关系正在越益走向融合的过程。而田先生此文着重讨论和提示的几个族际关系头绪：旧人和新人亦即拓跋国姓与部分乌桓部落和汉人之间的逐渐融合，两种乌桓的具体构成及其相继融入拓跋部治下的过程，拓跋部与鲜卑慕容部、匈奴贺兰部等其他内附诸姓渐趋融合的关系；显然已经勾出了拓跋联盟内部这个过程的基本轮廓。
    由上可见，近三百年塞上民族关系主角终于由匈奴、乌桓让位于鲜卑的过程，不仅是整个北方地区和魏晋南北朝治乱盛衰的转折过程，也不仅是汉--唐社会历史和东北亚民族关系大局的转移过程，而且是拓跋部为核心的国族十姓联盟来到代北而逐渐走向专制君主秩序，又几经聚散而依附和融入了更多草原部落的建国过程。而代北地区拓跋和乌桓的关系，则同时催化和孕育了这个充满各种复杂反应的过程的最后一百年中，围绕拓跋部专制皇权逐渐树立和内外部族际关系不断融合而展开的两大主题，也牵扯和折射了其中的各种要素，因此又上演了许多由之着眼方可以豁然的历史活剧。而这些，也正是田先生此文及上文所不断谈到和反复提醒我们的内容。历史至此才可以重新研究，也才可以在新的方向、线索、问题和方法上基于前人又超越前人。
    在“子贵母死”和“共生关系”二文深入解读《序纪》，搭出新的研究框架后，《代歌、代纪和北魏国史》一文，正面探讨了《序纪》这份早期拓跋史基础材料的种种问题。其首先揭示了拓跋部和同期其他草原部落古老的口述史系统，直至他们进入中原后很久，仍在发挥重要记叙功能的事实；又理出了从拓跋口述史系统中的叙事歌谣，到道武帝开国规模时整理出《真人代歌》，再由邓渊等人据以编撰为《国记》，经国史之狱有所删削涂饰后，又转辗构成魏收书《序纪》蓝本的完整线索；然后又把邓渊之死和崔浩之狱相联考虑，讨论了拓跋部从口述史到成文史过程所赋予修史活动的种种沉重负担。总的看来，此文实际上是通过下列两个方面，重构了早期拓跋史研究的新史实或新材料。（注：学术史已无数次表明，在资料上，富于戏剧性的“藏宝再现故事”，实属旷世奇缘；而真正主导着研究的进展也真见史家功力的是，当讨论开始在新的方向、线索、问题和方法下进行时，以往处在视野之外的大量事实才会浮现，许多旧的材料和史实从此增添了新的意义。）
    一个方面，是田先生从此已经把《序纪》的解读，安放到了北方草原部落的口述史系统这个可称是惟一正确的基础上。因为在此基础上，就一定要意识到前文字时期，各族传承文明和体现传统的机制，会与其进入文字时期后，或与其周围早已拥有成文史传统的邻居迥然不同；也一定要考虑这个阶段上的部族，其史料出于口述史系统及巫术和习俗系统者，在比重和地位上显然要远远超过其有关史事进入周围文明区典籍系统的文字材料。由此就势必要问：如何来研究这些尚未进入或刚刚受到文字社会影响的部族史，怎样来建构这些部族的史料系统？如何区分这个主要由口述史所构成的系统本身的真实和“史实的真实”，怎样架起勾通这两种真实的桥梁？这就开启了以民族学或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乃至于叙事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种手段综合研究的广阔道路，也为祛除长期以来围绕《序纪》“真伪”问题而形成的重重迷雾，开启了一扇决定性的窗口。
    另一方面，是这样一个基础的稳固奠立，《序纪》及其研究的意义也才真正显示出来了。在以往北魏史或中古史学史对《序纪》的种种怀疑、辨析和研究中，有两个极大的问题很少被人提及。一是《序纪》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留存至今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草原部族“史前史”，也是公元4世纪以前欧亚草原各部族，借助邻族文字而留下来的第一部相对完整的口述史记录。二是《序纪》也是我国史籍所录北方草原部族族源和迁徙传闻中，特别是在《晋书》载记和《北齐书》、《周书》、《北史》所录北方有关族、姓源流的口述史遗存中，相对来说最为完整的一份。因而揭示《序纪》的史源与所本，探讨影响其成文过程的种种问题，辨析有关史实与记载之间的联系，对于北魏史和整个北朝史各领域的研究，对于揭示北方草原部族的源流、迁徙和发展过程，当然也对于进一步勾勒当时北方各草原部族口述史系统的状态来说，都具有远远超出早期拓跋史和中古史学史的基础意义。
    此外，本文从邓渊之死来探讨拓跋国史系统与有关历史过程的连带关系，也是一个富于启示和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因为易代革命后的新王朝，特别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族王朝，其国史撰修过程在总结历史开辟未来时所可能具有的冲击力，及其所牵动的传统和现实因素，总是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尤其是对拓跋部来说，其口述史到成文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从部族社会走进专制国家的过程，因而其追本溯源的国史编修过程所具有的现实政治意义，所牵扯的君长和贵族大人及不同族姓之间的矛盾格局，所充斥的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实、脆弱与顽固的纠葛，及其这一切所潜藏着的爆炸性，都不能不反过来影响到国史系统本身的内容和形态，当然就更不必说是有关史官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