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葡萄牙人经营澳门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黄启臣、邓开颂两位先生联名发表的《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分析了从1553-1911年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及其原因，特别指出了这种贸易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该文指出：由于开埠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澳门始终操纵在葡萄牙等殖民国家的手中，而且主要是用来进行掠夺性和野蛮性的贸易，所以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占主导地位，而促退作用却很大，特别是清朝以后，这种促退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由于葡萄牙殖民者控制了澳门的海外贸易，大大加重了中国商人借助澳门进行海外贸易的困难和危险，使中国的海外贸易不能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不仅影响中国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且使中国不能通过澳门的海外贸易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料，使某些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长期停滞不前，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从16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欧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启臣此后又重新探讨这个问题，作出了较前不同的论述。他在研究16至19世纪明清政府对澳门实行特殊政策的后果时指出，既有严重后果，又有积极影响。所谓严重后果，指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行使遭到了破坏，这是从政治上讲的。所谓积极影响，主要指促进了中国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中西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这是从社会经济和文化角度讲的。从社会经济来说，黄文指出，1573-1644年的72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在澳门贸易输入中国的白银达一亿四千万元，这就为明中叶以后中国基本上确立以白银为主、铜币为辅的银本位体制提供了条件，使明政府于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统一实行“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得以顺利施行，“在法律上确立了赋税的货币形态的主导地位，具有新时代的重要意义。”（见《学术论坛》1990年第6期）北京学者刘重日1993年撰写《明清之季的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也引用史料论证了葡萄牙商人控制的澳门国际贸易，对我国的商品生产与流通起到了促进和刺激的作用，从而支持了前述论点。他认为，明季大量白银通过澳门流入中国，无疑对正在发展中的商品经济是有好处的，它事实上成了当时货币经济的添加剂，刺激商品生产的催化剂，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见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年出版）。费成康在1993年澳门“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重新评价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论点。他认为，从葡人进入澳门贸易至1849年，虽然小磨擦在所不免，中葡双方没再发生过激烈的军事对抗，两国之间一直维持着友好关系。同时，从此时至英国输入大批鸦片的1799年为止，通过澳门进行的东西方贸易也一直以正当贸易为主，特别在澳门前80年的黄金时期中，这一贸易对中国极为有利，大大刺激了中国城乡的商品生产及有关地区的经济繁荣。“因此，直到18世纪末为止，不论这条绕过好望角的航线在世界的其它区域起着何种复杂的作用，它的运行十分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四、关于澳门历史地位的评价
    国内史学界鉴于葡萄牙长期侵占澳门，对于澳门的历史地位评价，传统的看法是不高的。近些年的澳门史研究者，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研究澳门的历史，既不因1849年特别是1887年后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占而否定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也不因19世纪后在澳门兴起了鸦片贸易、苦力贸易和澳门成为东方的蒙特卡洛而贬低以往澳门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而对16世纪中叶以来的澳门以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地位，分阶段进行研究，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一般学者都能强调16-18世纪间澳门作为亚、欧、美洲贸易的中继港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外港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它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黄启臣、刘重日、黄鸿钊、邓开颂等在这方面有所论述。对澳门开埠之初80年国际贸易的黄金时期而言，费成康甚至认为，澳门在国际上的地位甚至比广州、长崎、马尼拉、马六甲、巴达维亚更为重要，它是远东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是中国最重要的与海外交通的窗口。（见《澳门四百年》）
    与人们对中国古代以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高度重视相对比，费成康在《重新评价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里，从总体上考察了澳门的历史地位问题，呼吁给予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明星地位作出恰当的评价。费文认为，由于通过澳门等地进行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因此以澳门为锁钥的海上交通干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不比丝绸之路逊色。费文认为，对于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来说，通往西方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只有两条：一条是以古都长安为起点，穿越中国西部及中亚、西亚的沙漠、戈壁和崇山峻岭，抵达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从西汉起至明朝初期，一直是中国与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干道（但是这条古道后来被横梗在中间的奥斯曼帝国所隔断）；另一条，便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葡萄牙人驾船绕过好望角，穿过马六甲海峡，所开辟的连接东亚的海上航线，这时，中国才以广州、澳门为门户恢复了与西方的联系。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约300年间，这条航线便成为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干道。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可以看出，在明季澳门的黄金时期，澳门在东西方交通中的地位可直追丝绸之路起点的古都长安，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大致相当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
    鸦片战争以后，澳门的地位由于为香港、尤其是上海所取代而跌落了下来。此后由于列强的侵略，朝廷的昧于世情、颟顸和积弱，葡萄牙趁机剥夺了中国政府在澳门的行政管理权，直至1887年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府通过条约承认了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之权，但要求葡国永不得擅自将澳门让与他国。尽管发生了中国政府在澳门几乎丧失主权的情形，但我们仍不能否认此前三百年间明清政府在澳门的政策，也不能否认葡人在经营澳门的过程中与中国政府的配合，更不能否认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途程中所应有的历史地位。因此，费成康认为：“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澳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对于费成康的结论，研究者当然还可以继续探讨、修正，得出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费成康这种研究的视野和思考的路数，是值得学术界注意的。
    澳门史研究中也还存在着如下的一些困难：
    困难之一：档案史料的挖掘还有待继续努力。在澳门史的研究中，除了继续发掘中文史料外，还应直接利用葡文档案史料，否则当然就谈不上全面地研究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也不能深入地研究澳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例如对澳门的主权行使，中国学者和葡萄牙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认为：中文史料证明，在1849年以前，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主权行使是无限制的，明清政府在澳门采取了特殊的治理办法，允许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成立管理自己事务的议事机构就是那种特殊政策之一。1887年通过条约，葡萄牙人取得了澳门的主权，但葡萄牙在澳门的主权行使不是完全无限制的，根据条约，葡萄牙不经中国同意，不能对澳门主权作出处置（如让与）。葡萄牙学者认为，自16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人在澳门有限度地行使主权，这构成葡人在澳门存在的重要环节。我们知道，在1887年或1849年前，澳门葡人一直试图取得澳门的主权，但未能成功。澳门史学者如果能全面占有中葡双方有关在澳门行使主权的档案史料，进行对比研究，并参照19世纪以前的国际法观念进行分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许会深入一步。不管如何，中国学者如果能自由阅读四百年来澳门所保存的葡文史料，自由地阅读葡萄牙政府保存的中葡两国交涉的档案史料，对澳门史研究当有无穷裨益。
    困难之二：对澳门历史作用的分析要使人接受，还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
    前面提到过关于澳门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说促进者有之，说促退者有之，说促退是主要的、促进是次要的有之；说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者有之，说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者有之。学术观点鲜明，但史料支持均感不够，分析有教条之嫌，使人感到缺乏说服力。如学者们很重视明代推行以银纳税的“一条鞭法”，是完成由实物税到货币税的重大改革，得益于由澳门流入的总数超过一亿两的白银。学者为此引用著名学者梁方仲所作的统计数字。据《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所载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一文，梁统计了1573-1644年共72年中由澳门流入的白银为一亿两左右，而明代实行“一条鞭法”在1581年，距梁方仲统计的起始年不过8年，所谓超过一亿两的顺差不可能全部、绝大部或大部在这8年内发生吧？
    我们知道，在澳门贸易的黄金时期，白银曾大量流入；但在澳门贸易没落时期，白银又有流出的现象。对澳门贸易的高潮和没落，对贸易发生额的大小，对白银的输出入，都要做出扎实的研究，方能用以说明澳门的国际贸易对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作用和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否则都会是软弱无力的。我认为，澳门史研究的深度在这里，难度也在这里。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澳门的历史地位问题就比较容易说清楚了。而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利用葡文档案史料，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