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素习当时流传比较广泛的今文《尚书》，但他“年十岁则诵古文”[1]（P3293），且撰作《史记》时曾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不离古文者近是”[1]（P46），又曾从孔安国问《尚书》故，理应对孔氏《古文尚书》学颇多了解。孔安国兼通《尚书》今、古文学，故司马迁亦应兼习《尚书》今、古文学。此点可以从《史记》述《尚书》兼采今、古文可知。司马迁以治《古文尚书》学为主，班固言其述《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均用古文说。但司马迁《史记》引《尧典》、《禹贡》、《皋陶谟》等亦兼取今文说。此外，司马迁撰作三代史事多取《书序》为说，还博采与《尚书》有关的经纪、经传，如《五帝德》、《帝系姓》、《尚书大传》、《尚书集世》等，以之作为经文的补充。台湾学者洪安全认为“《史记》是一部很好的《尚书传》，一部今存较早的《尚书传》”[2]（P117），其说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详细考之，亦不无道理。今尝试系统考述司马迁之《尚书》学。
    一、司马迁《尚书》学之承传
    司马迁兼通《尚书》今、古文学。其学多源，一说来源于伏生今文学，一说来自于司马氏家学，一说来自孔安国，一说来自贾嘉，一说来自董仲舒。
    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尚书》故，故司马迁《尚书》学来自孔安国最为信实。《汉书·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3]（P3607）《经典释文序录》亦说：“以授都尉朝，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多古文说。”[4]（P66）孔安国先为今文《尚书》学博士，转任谏大夫后，始以《古文尚书》学私家授徒。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当在孔氏以《古文尚书》学私家授徒之际，故司马迁所问应以《古文尚书》学为主。孔安国既兼通今、古文，授《古文尚书》于司马迁时，“以今文证古文，并举旁资，其势决然”[5]（P687）。司马迁以著《史记》为使命，而《尚书》为早期史官所记上古之政史，司马迁在其《太史公自序》中对《尚书》性质认定已有表述，他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书》以道事。”[1]（P3297）于司马迁而言，其着意处当在《尚书》之资料的摘取，不会刻意去区分今、古文，故言其从孔安国问故，应今、古文之《尚书》学兼而收之。且当时今、古文之争还未兴起，学者间当不会扬此抑彼，司马迁更应如此。
    除受自孔安国外，司马迁《尚书》学有受自董仲舒的可能性。《汉书·儒林传》：“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3]（P3617）通五经，说明董氏应通《尚书》之学。《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1]（P3297）说明司马迁亦曾从董仲舒问故。董仲舒或以《尚书》义授司马迁。亦有受自贾谊之孙贾嘉的可能性。《屈原贾生传》说：“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1]（P2503）贾嘉与孔安国齐名，且与司马迁友善，贾嘉曾世其家学，而其祖父贾谊善《诗》、《书》，曾以《书》义谏高祖。《史记·儒林传》又说：“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1]（P3125）无论是受自家学，还是受自伏生，贾嘉能言《尚书》学无疑，司马迁或尝从贾嘉问故，贾嘉以《尚书》义相授。更有受自其父司马谈的可能性。《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先人有言：‘……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本《诗》《书》《礼》《乐》之际？’……小子何敢让焉。……余闻之先人曰：‘……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1]（P3295-3296）司马谈亟称《书》于撰史之重要，或曾以《尚书》之学授司马迁。
    程元敏在其《尚书学史》中说：“汉文、景、武世，《尚书》学立官者唯今文学，故无论司马谈、董仲舒、贾嘉，即孔安国，时亦皆治《书》今文，故马迁从所习者亦今文无疑。”[5]（P686）此说尚有可商榷处，贾谊、司马谈、董仲舒皆汉初著名学者，三者均有传习《古文尚书》学的可能性，除伏生、孔氏《尚书》外，在民间或有传自先秦时期的《尚书》，如河间献王藏书中就有《古文尚书》。武帝朝，《尚书》家并未着意于今、古文之分，盖学者多兼而习之，司马迁亦然。司马迁《尚书》学，虽兼通今、古文，但其学却未能下传。司马迁毕生心血，用于继承家学著史，虽其兼习《尚书》今、古文学，但似曾不遑授徒，其《尚书》学及身而绝。当然，后汉弘农杨氏有《尚书》家学，其学或有来源西汉司马迁的可能性，司马迁之重外孙杨宝治《尚书》学，师承不明，或曾受司马迁《尚书》学影响。
    二、《史记》称引《尚书》研究
    （一）《史记》引用《尚书》体例问题
    《史记》称引《尚书》，体例有多种形式，前人多有探究，如古国顺的《史记迻录尚书原文例》、易宁的《史记殷本纪释尚书高宗肜日考论》、黄盛雄的《史记引尚书文考释》等。《尚书》之文，最是古奥难通，司马迁取其经文，作为撰著四代的史料，若不将《尚书》原文改为当时易晓的文字，则卒难通读。故《史记》除个别地方直接照录《尚书》原文外，翻译经句，改写原文，增饰释文，方式十分灵活。前人于此多有研探，张钧才在《金陵学报》第六卷第二期《史记引尚书文考例》一文中定为七例，卓秀岩在《成功大学学报》第十三期《史记夏本纪尚书考征》一文中定为四例，古国顺在《史记述尚书研究》一书中定为六例，李周龙在《孔孟月刊》第九卷第九期《司马迁古文尚书义释例》一文中，仅古文就定为五例。在诸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今概而言之，约为八类：
    一为照录《尚书》篇章原文。如《五帝本纪》中照录《尧典》部分文本，《夏本纪》照录《皋陶谟》、《甘誓》部分文本，《殷本纪》照录《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部分文本，《微子世家》照录《微子》部分文本，《周本纪》照录《牧誓》部分文本，《鲁周公世家》照录《金縢》、《无逸》、《吕刑》等部分文本，《燕召公世家》照录《君奭》部分文本，《晋世家》照录《文侯之命》部分文本，《宋世家》照录《洪范》部分文本。其中《夏本纪》照录《禹贡》达一千一百九十六字，《宋微子世家》照录《洪范》一千〇四十四字。
    二为据训诂改难识、难读字。《史记》录《尚书》文，若其有难读字词，则以故训字易之，如《尧典》“克明俊德”、“协和万邦”[6]（P31），《史记》将“克明”改作“能明”，将“协和”改作“合和”[1]（P15）。司马迁又多取《尔雅》同义字代《尚书》经字，如“旧劳于外”[6]（P508），《史记》作“久劳于外”[1]（P97）；“庶绩咸熙”[6]（P98），《史记》作“众功皆兴”[1]（P17）；“寅宾”[6]（P33），《史记》作“敬道”[1]（P16）；“方鸠”[6]（P47），《史记》作“旁聚”[1]（P20）；“禹曰：俞，如何？”[6]（P122），《史记》作“禹曰：然，如何？”[1]（P77）；“彰厥有常”[6]（P125），《史记》作“章其有常”[1]（P77）；“莱夷作牧”[6]（P170），《史记》作“莱夷为牧”[1]（P55）；“达于河”[6]（P169），《史记》作“通于河”[1]（P54）；“六府孔修”[6]（P197），《史记》作“六府甚修”[1]（P75）；“其如台？”[6]（P228），《史记》作“其奈何？”[1]（P95）；“逖矣西土之人”[6]（P335），《史记》作“远矣西土之人”[1]（P122）；“相协厥居”[6]（P352），《史记》作“相和其居”[1]（P1611）；“彝伦攸叙”[6]（P352），《史记》作“常伦所序”[1]（P1611）；“曰”[6]（P355），《史记》作“曰治”[1]（P1618）等。
    三为摘其要而适当剪裁《尚书》文本。《史纪》各《传》多引用摘取《尚书》本经中的重要章节、字句，如摘引《尧典》、《盘庚》、《微子》、《多士》、《文侯之命》等部分内容，从引用文本来看，与今传《尚书》相关文本并不完全一致，乃摘要剪裁所致，但又不同于改写或意译。
    四为意译《尚书》文句。如《五帝本纪》“信饬百官……如妇礼，尧善之”[1]（P21）一段，即是司马迁将《尧典》“允厘百工……帝曰‘钦哉’”[6]（P35-48）翻译后的通行文字。
    五为以记事体改写《尚书》记言体原文。如《五帝本纪》将《尧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惟德允元’”[6]（P85）改为“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1]（P38）。
    六为简化概括《尚书》原文。如《周本纪》用“乃命召公毕公以相太子而立之”[1]（P134），实为概括《顾命》“乃同召太保、高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用敬保元子钊，弘济干艰难”[6]（P584-586）之文而成。
    七为对所引《尚书》原文加注释。如《五帝纪》为《尧典》“文祖”增注曰：“文祖者，尧太祖也。”[1]（P22）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
    八为用专用术语等引《尚书》事。如“鸿渐”之谏等。
    （二）《史记》采摘《尚书》及称引《尚书》篇目问题
    司马迁撰作《史记》，特重采摘《尚书》，特别是虞、夏、商三代纪事，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流露此意。如《五帝本纪赞》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1]（P46）司马迁撰《五帝本纪》，主要根据《尧典》以下多篇《尚书》文，正合此说。《伯夷列传》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1]（P2121）《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皆是虞、夏之文。《夏本纪赞》说：“太史公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1]（P89）《大宛列传》又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1]（P3179）贡赋、九州山川，皆出自《禹贡》篇。《殷本纪赞》说：“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1]（P109）采自《书》者，是指采摘《汤征》以下二十三篇，采自《诗》者，《那》、《烈祖》、《玄鸟》、《长发》四篇而已，故其言“采自《书》、《诗》”，不言“采自《诗》、《书》”。司马迁撰写《史记》，确是“考信于六艺”，其重视《尚书》，于此可见一斑。
    《史记》称引《尚书》篇目问题，前人多有探讨。据《书目季刊》第七卷第四期阮芝生《太史公怎样搜集和处理史料》一文转述，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书考》中定为篇目六十，篇数六十四。程元敏在其《尚书学史》一书中认定，《史记》之用《尚书》本经说义与称引百篇《书序》本文，或但称《书序》所载《尚书》篇名者，共得七十三目，九十二篇。另据程氏统计，九十二篇中有二十二篇具见伏生传本，孔壁真《古文》逸十六篇中，仅《舜典》、《汨作》、《大禹谟》、《益稷》、《旅獒》五篇未见称引。其他十一篇之称引，或有争议，但玩味其文义，确是不离其义，如《殷本纪》曾引逸《汤征》残文“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治知否……”等五十七字[1]（P93），引逸《汤诰》“维三月”等一百二十六字[1]（P97），又载有《汝鸠》、《汝方》佚文[1]（P94）；《周本纪》曾载《泰誓》、《武成》四篇佚文。
    （三）《史记》称引《尚书》今、古文之文本问题
    《史记》称引《尚书》今、古文的情况非常复杂。西汉《尚书》今、古文原本早已亡佚，今人无法亲见，但仍可依汉石经、《尚书大传》、《说文解字》、《白虎通义》等所称引《尚书》文本或其残字来考定《史记》引《尚书》今、古文的情况。
    《史记》称引《尚书》今文文本问题。今本《尧典》有“协和万邦”[6]（P31），《五帝本纪》引为“合和万国”[1]（P15），此非汉代朝讳，自是今文《尚书》本作“国”字，《古文尚书》作“邦”字，可知《史记》此处用今文。今本《皋陶谟》有“予思日孜孜”[6]（P134），《夏本纪》引为“予思日孳孳”[1]（P77）。《说文解字》说：“孜，汲汲也。……《周书》曰‘孜孜无怠。’”[7]（P68）《周书》应出《古文尚书》之《泰誓》篇，故知《史记》此处称引亦用今文。今本《洪范》有“鲧陻洪水”[6]（P353），汉石经之《洪范》残字作“□伊鸿水”[8]（P2），《宋微子世家》引为“鲧陻鸿水”[1]（P1611）。因汉石经用今文本，可知《史记》此处亦用今文。今本《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6]（P368），汉石经残字《洪范》引作“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8]（P2）。《宋微子世家》引为“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1]（P1614）。汉石经用今文本，亦可知《史记》此处用今文。
    《史记》称引《古文尚书》文本问题。今本《尧典》有“肇十有二州”[6]（P77），《尚书大传》为“兆十有二州”[9]（P17）。由是可知，《古文尚书》“肇”字，今文《尚书》作“兆”。《五帝本纪》有“肇十有二州”[1]（P24），知《史记》用古文。今本《洪范》有“王眚惟岁”[6]（P380），新出土汉石经残字中《易·震》“眚”作“省”[5]（P694），石经为今文，由此可知《古文尚书》“眚”字，今文《尚书》作“省”。《宋微子世家》有“王眚维岁”[1]（P1618），知《史记》此处用古文。今本《无逸》有“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6]（P509），汉石经残字为“肆高宗之飨国，百年”[10]（P24）。石经“百年”说为今文本，《鲁周公世家》作“高宗飨国，五十五年”[1]（P1520）。“五十五”当作“五十九”，“五十九年”为古文本，知《史记》此处亦用古文。今本《无逸》有“文王……惠鲜鳏寡”[6]（P511），汉石经为“……怀保小人，惠于矜□”[10]（P24）。《鲁周公世家》为“祖甲……不侮鳏寡”[1]（P1621）。汉石经用今文本，可知《古文尚书》“鳏”字，今文《尚书》作“矜”字。由是可知，《史记》此处亦用古文。
    三、司马迁《尚书》学说研究
    武帝之前汉代《尚书》学研究状况，今人能看到的仅有辑本《尚书大传》和《史记》所称说最为可信。司马迁的《尚书》学说，集今、古文各说兼而有之，其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撰著《史记》的称说中。
    （一）《史记》“多古文说”问题
    《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3]（P3607）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谓此“说”当为说义，非谓文字，并指出司马迁撰著《史记》“偶有古文说”。实际上，司马迁撰著《史记》，是今、古文说兼采的，这从以下例子可以得到验证。
    《史记》载《尧典》、《洪范》用古文义举例。《尚书大传》：“尧推尊舜，属诸侯，致天下于大麓之野。”[9]（P15）郑玄注云：“山足曰麓，麓者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诸侯，则为坛国之外，尧聚诸侯，命舜陟位居摄，致天下之事，使大禄之。”[9]（P15）此为今文说。《五帝本纪》：“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1]（P22）《史记》不云大禄万几之政，与《尚书大传》今文异，可知《史记》此处用古文义。《尚书大传》载记，箕子受封在陈《洪范》之前，其文曰：“武王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洪范》。”[9]（P59）《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受封在陈《洪范》之后，其文曰：“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1]（P1620）《尚书大传》为今文说，《史记》与之不同，当采用古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