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市南有海内规模最大的尧庙，向被尊奉为帝尧宗庙。它之所以为天下所宗，盖出于相传“尧都平阳”。传说历史虽非信史，但它却是一个古老民族历史的必然组成部分。帝尧时代作为中华民族继黄帝之后的一个重要传说时代，在形成中华民族早期文化共同体、奠定民族文化基础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本文试图利用近年来地理学界对平阳所在的山西临汾盆地及其四周古地理环境研究的某些成果，结合史学界对该地区传说时代的某些历史地理的研究，对“尧都平阳”的可能性、可信性进行一些尝试性讨论。不当之处，尚期正于方家。
    一、尧帝建都的时代背景
    人类社会早期，在不同地域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相邻氏族间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来往。这样渐渐形成了生活习惯、风俗人情都较一致的组织形式部落。但是，由于居住条件的不稳定性，各部落迁徙频繁，致使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经历的部落与部落之间来往不多。这就造成了不同部落各自有着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致形态迥异的习性，造成了文化的多元。这种多元文化表现在文化地域上，必然形成多中心结构。随着人类生产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部落间的交往加强，从而促使了各自为政的分散部落发生兼并与联合。多元的文化相互渗透与融合，逐渐走向统一，文化地域结构也由多中心逐步走向单一。因而，导致较大范围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必然出现。
    正当我国历史进入文明阶段，地质历史也由更新世进入全新世，气候出现了增温期。随着温度的增加，最后一个冰期的影响逐渐削弱，到距今约8000年时出现了高温期，黄河中游地区环境条件变得更加适宜人类生存。[①]这就使众多部落从各地汇集而来，是以《史记·五帝纪》有“万国”之谓，若炎帝、黄帝、共工、蚩尤、少昊、太昊、颛顼、帝喾……者然。这些部落来自四方，发展历史不同，文化有别，是以在这块土地上出现了多种文化并存的局面。当众多部落云集此地时，由于生产方式不同，生活方式有别，文化习俗差异，必然产生摩擦，于是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早期的战争，最著名的如炎帝战黄帝、黄帝战蚩尤、共工战颛顼等等。同时，也出现了联合，其中最成功的是黄帝与炎帝的联合。这些战争与联合，揭开了我国多元文化走向统一文化漫长历史的序幕。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围绕着统一，许多重大的文化政治事件，便在黄河中游，包括关中、豫西及晋南这片号称中原的地区发生，致使这片乐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在上述汇聚中原的众多部落中，活动于黄土高原南部以黄帝为代表的部落，由于战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具有良好的环境条件，很快就战胜了炎帝部落，又与炎帝部落联合战胜了强大的蚩尤部落，成为中原地区最先进的部落。这就开创了我国多元文化向统一文化、部落文化向民族文化转化的局面。
    黄帝之后，炎帝苗裔居于汾、洮平原的大夏族后人陶唐族，由于占尽地利，取代了黄帝，成为中原地区部落联盟的首领。从黄帝时代开始的文化融合与兼并，至此已有很大进展，这从部落文化的代表--图腾变化可清楚看到。据许顺湛的统计，黄帝时代中原地区图腾共有33个，到帝尧时代只留下“龙”这一个图象了。[②]尧取代黄帝后，加速了从黄帝时代开始的文化融合与兼并过程，他以冀方为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部落联盟活动，使得帝尧时代的代表文化--龙山文化，广布于现今晋、陕、鲁、豫四省，直至内蒙、湖北等地，较黄帝时代的代表文化--仰韶文化后期，分布范围更为广阔。可见，帝尧时代在中华民族早期形成统一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帝尧时代在加速推进这种文化兼并与融合、实现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建立稳固的政治、文化中心，就不啻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了。
    二、平阳的自然环境
    前文分析了帝尧建都事件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但建都在什么地方，就要受到当时当地自然环境及人文条件的制约。传说中的尧都平阳，位于汾水下游的临汾盆地（现临汾市西南不远的地方）。尧选此地为政治、文化中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与陶唐族长期居于此地有关。据陈怀荃先生研究，陶唐族为炎黄之裔，自古称夏人，他们由渭、泾之间分布到河东一带，汾、洮平原是其重要散居地之一。这说明陶唐族初居于泾渭之间，很早即迁移到汾河、涑水河一带。他们把政治、文化中心建立在自己长期栖息、活动的领地腹地，是合乎常规的。
    其二，与平阳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有关。平阳所在的临汾盆地，位于北纬36°多，东径111°-112°之间。此地处于全国适中位置的中原地区北部，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策源地的重要部分。从自然地理位置的角度看，临汾盆地位于我国地形三级阶梯的第二级阶梯的东南部边缘。当全新世到来，全球气候转暖达到高温期时，西部第三级阶梯地势高亢、起伏较大（平均高程达2000-4000米），气候仍多变而干冷；东部第一级阶梯大部分地区又处于新构造下降区，地势低陷，东北、华北、江汉平原和湘江谷地等广大海拔低于500米的地区，因受到全球性增温而导致的海进影响，海水水位抬升，河口受海水顶托，排泄不畅，造成痹湿环境，常有水患之灾。位于第二级阶梯边缘的临汾盆地，因受到全球性增温影响，当时正处于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交界处[③]，年平均气温较今高出0.5°-2℃，年平均降水量较今约高100-200mm[④]，大约相当于今日淮河流域一带。暖湿相宜的气候，既无西边的冷酷，又无东边的水患，可谓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条件。据苏宗正、李世俭等人对临汾盆地三万年来古地理环境的研究，也证明距今7500-2500年期间，临汾盆地气候条件属暖温带湿润状态，河流水文条件稳定，水系格局和今天基本一致，没有重大变化。其生态环境优越，出现了温暖而湿润的森林环境，植被中木本植物以喜暖湿的阔叶树种占很大比重，草本植物水龙骨科数量有所增多。而藜科减少，喜湿的藻类、蕨类比重则有明显增加。在上述植被与气候条件下，发育了以细粒粉砂及粘土组成的泛滥盆地沉积物为母质的肥沃的棕褐土。温暖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高原充足的光照条件，为陶唐族久居的临汾盆地，提供了较其相邻的各部落、各地区优越的农业生产环境。
    其三，与平阳所在的临汾盆地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亦有关。盆地四周储存了大量的煤、粘土（铝矾土）、有色金属及盐矿，其中对人类早期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煤和盐。盐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资源，它不止是维持人类生命的资源，而且对人体素质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早期人类靠土盐维持生活，但当部落壮大、人口增加后，盐便成为部落人口发展的限制因素。陶唐族久居的临汾盆地，距天然产盐的运城盐池很近，且中途并无险阻所隔，这对陶唐族人口的发展是很有利的，其人口增加形成政治文化中心时，就不会因缺盐而发生易地而居的事件。煤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亦十分明显，尤其在人口形成较大规模的集聚时，作为燃料，煤较木材及其他柴草就显得更加优越。
    三、平阳作为尧都的人文条件
    平阳作为陶唐族--部落联盟的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具有较高层次的职能，因而不只是具有适中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环境，而且还要有良好的人文地理要素。它作为地域政治文化的中心，就要与相邻的其他部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来往，来往中频繁的碰撞与联合，就要求中心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与防卫体系，以维系联盟的稳固，支持联盟的权威。它的四周，还要有相应发达的交通体系，以便与联盟的其他成员取得便捷的往来和呼应。当时的平阳，显然是具备了上述诸条件的。
    首先，平阳具有一个良好的天然防卫体系。临汾盆地四周，以不太高的山地和台地与盆地以外地区间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它只消控制四周高地，即可起到防卫作用。同时，盆地中央与边沿山地、台地间，高差不大，坡度和缓，易于出击。在更大范围内，当时黄河流注渤海，本区西南东三面都以大河与外界相隔，西面为黄河中游峡谷，东南两面为大河，这种三面有天堑黄河为巨防之都，具有很大的安全感，易守难攻，形势正可谓天造地设。在上述两道防线之间，还有一道由山系组成的屏障，西侧为孤峰、龙门、人祖诸山组成的山地，东侧为太行山系组成的复杂山体，北面为霍山-绵山组成的山体，南边为中条山山地，而这些山地间贯通着易守的河谷通道。这种多层次、内向高差不大、外向地形复杂的天然防护体系，在军事地理上是难得的。对平阳来说，是易于防守，便于出击，可进可退，战守相宜的。这种易守难攻防卫体系的优越性，已被早期部落战争--各部落的军事行动大多都指向河东地区，而战事却都发生在其境外的事实所证实。
    其次，平阳所在的临汾盆地，当时已具有较高的经济水平。前文已述其详，临汾盆地的自然环境是有利于发展农业经济的，而陶唐族的远古祖先金天氏即以善于平治水土著名，成为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体的部落。其部落首领以味，曾领导群众与滔滔洪水作斗争，得到群众尊崇，被称为玄冥师。当陶唐族的前人台骀部落来到汾、洮平原后，领导群众疏导汾、洮诸河及附近大小沼泽，使当地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盆地境内耕作业、蚕桑业也有了很大进步。同时，汾、洮地区资源丰富，各种手工业都达到一定水平，制盐业、纺织业、交通运输业也都有了可观的发展。农工竞进，这就使平阳有了较强的经济基础，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又次，当时平阳所在的临汾盆地及其周围的河东地区，已有了相对方便的交通。河东地区随着地质历史的发展，转向适宜人类生存的乐土时，包括临汾盆地在内的从河东地区及迤北的今山西省境内，成为农牧过渡区、农牧区之间来往的通道。尤其是在距今6000年形成高海面时，东部平原地区成为水乡泽国，山西的交通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基于山西境内地形起伏和缓，但又不是单调的平原地形，适于步骑往还，使临汾盆地--河东地区形成了以河谷、山脊为基础的道路结构。
    再次，平阳四周具有相当复杂的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口成分，如来自南方的蚩尤族，来自西部的炎帝族，来自东方的少昊族……这样使得平阳具有广泛的照鉴条件，因而易于形成具有更为广泛内涵的、各部落较易接受的文化。这样平阳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也易于为各部落所接受，更易于形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化。
    此外，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尧、舜、禹是传说中连续性极强的一个历史时代的有机整体。古来“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之说，《帝王世纪》有载，更世代相传，家喻户晓。平阳当今山西临汾西南，蒲坂当今永济西南，安邑当今夏县西北，无一不在黄土高原的典型地带晋西南范围，这应当不是偶然的。若从历史连带关系的视角看，前此作为中华民族祖先的“黄帝”，属于人名、官号，还是部落名、地区名，抑或兼而名之，此姑不作细究，单就其命名由始，所谓“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⑤]言，此称可以肯定与黄河、黄土高原是分不开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黄帝者，黄地也”，即黄土地--黄土高原。从大凡成书于战国中叶而内容以大禹治水所贯穿的《尚书·禹贡》篇，作为上古时代最富于科学性征实性的经典地理撰述，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注意：一则天下洪水汹汹之时，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非从其他任何一隅始，偏偏首当其冲，由当今晋西南的“壶口”（吉县西北）发轫，率先治理“太原”（汾河下游与涑水辽阔的冲积平原），直至“岳阳”（太岳山迤南）；二则俟洪水既除，经济恢复，依各地土壤肥瘠，征收赋税了，九州贡道又条条以当今晋西南（冀州）为会归。凡此九州治水率先之区也罢，天下贡道所会归也罢，显然都说明斯地非“帝都”莫属了。这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之说完全吻合。从中不难看出，这既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又是一种自然地理现象，其实质应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说历史时代灿烂文化积淀之一种客观反映。
    一言以蔽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尧都平阳”这一有名的历史传说，有着很高的可信性。平阳，具有足够的条件成为我国传说历史时代最早的都城，早期统一民族文化加速形成的核心，丰富绚烂的都城文化的先驱。
    注释：
    ①③周昆叔等：《中原古文化与环境》，《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②许顺湛：《中原远古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焦北辰主编《中国自然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又黄秉维《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纲要》（1986），《地理集刊》1990年第21期。
    ⑤《史记·五帝本纪》索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