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于1988年7月18—22日在烟台市国家教委学术中心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约12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讨论的中心是社会形态问题，具体议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无普遍规律；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即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单线演进模式）能否成立；社会发展究竟是单线、双线，还是多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等等。
    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如何引起的？在本世纪20和30年代，苏联曾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展开过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在开始时是由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引起的，以后从党内扩展到学术界，最后又同苏联党内的派别斗争纠缠在一起，而通过政治上的高压手段草草结束。从此，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成了禁区。直到60年代才被苏联学术界重新提了出来。苏联的讨论直接影响到中国，在3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中国社会史问题大论战论战，涉及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等问题。争论的结果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主张中国经历了奴隶制社会的一派意见占上风，从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推动了当时的革命斗争。7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又重新掀起了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并一直持续至今；西方也在进行着这一问题的讨论，或者说几乎全世界都在探讨世界各国的发展有无共同规律性问题。因此，争论在中国重起绝不是老调重弹，而是在当今各种社会新学科发展的基础上，在人的认识能力普遍提高的情况下，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回答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许多捍卫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同志一向认为，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丢弃它就等于丢弃马克思主义。然而，罗荣渠在会上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与其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许多论点是有区别的，“前者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层次理论体系，后者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具体论述，应归入马克思史学理论的范围”。他说，恩格斯从来没有把马克思的“新的历史观”与关于五种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理论混为一谈。以后一系列捍卫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如拉布里奥拉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梅林的《保卫马克思主义》以及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的著作也都没有讨论过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问题。如此看来，社会形态演进问题完全可以自由讨论，这并没有触犯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人们还是关心这一理论到底是由谁提出、怎样形成的。会上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以朱本源为代表，认为是斯大林提出的，它可算作30年代苏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一个成果，其权威著作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意见（以楚成亚、张建梅为代表）认为，这一理论是列宁提出的，列宁在批判民粹派时以资本主义的普遍必然性和不可逾越性为主要立论依据，去否定通往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为此，他明显夸大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却曾经认为如果具备了必要条件，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经过农村公社的公有制向社会主义过渡。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谈到十月革命的特殊性时，认为它只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微不足道”的“改正”。可见，在列宁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必须排在资本主义的后面，他是有五种社会形态循序演进的思想的。其代表作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论国家》。还有一种意见（以郑镇为代表）认为，不是别人，而恰恰就是马克思自己提出这种理论的，他认为马克思接受了圣西门等以前的思想家关于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和圣西门的五阶段（当然是另外的五阶段）划分社会形态的思想，并分三个时期考评了现在流行的五阶段划分理论在马克思头脑中形成的过程，提出1867年《资本论》的发表标志着这一思想的形成。
    然而，与会的许多同志认为，问题的关键绝不仅仅在于是谁提出这一理论，而在于我们考察、评定这一理论到底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出发，还是从现实出发。应该对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进行全面的考察，从而判定五种社会形态说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是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谢本书认为，奴隶社会不仅在希腊、罗马存在，在中国解放前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也存在，大体说来，人类社会是沿着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张广志却认为，不但商代和周代不是奴隶制社会，而且凉山彝族地区也没有经历奴隶社会。相反，从原始社会进入村社封建社会可以保留原始的血缘关系和一部分公有财产，因此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途径，而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却需要更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关系，希腊、罗马反而成了偶然的畸形。廖学盛反驳说，奴隶社会的产生并非商品经济发达不发达的问题，而是不同部落间的战争和征服的必然结果，在古希腊不是农奴制，确实是奴隶制。陈剩勇对世界各文明圈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普遍的考察，并根据许多考古新发现得出结论说，不但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不是奴隶社会，而且被认定为典型奴隶制社会的希腊、罗马，是不是属于奴隶社会也还大成问题。首先，早在希腊城邦建立前1500年，在当地就已经出现了文明和国家，其次，在希腊、古典奴隶即物化奴隶较多者，仅限于公元前5—4世纪以雅典、科林斯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邦；在罗马，仅限于公元前2世纪的意大利（还可以包括西西里和北非）。这就表明，雅典、科林斯和意大利在某个特定时期里虽然奴隶制经济较发达，但从古典世界的整个空间区域看，奴隶制经济发达仅仅在局部地区而非整个希腊、罗马的现象；从历时性看，发达的奴隶制经济也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时期，而不是整个时代。陈剩勇还提出，印度从原始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转变非常缓慢，直到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政府实行土地改革才最终确立土地私有制。因而，把中世纪的印度界定为封建社会是不妥当的。会上还有许多同志认为中国、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径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纵观世界的历史，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不是普遍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