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徽（508—643）做为政治家，早已受到史家的重视。从这方面研究魏徽的论文与专著也为数颇多。但是，对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却问津者不多，研究的成果也寥寥无几。固然，魏徵的政治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但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因此，本文着重于从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活动，说明他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以便全面估价他的历史作用。
    一
    魏徵，字玄成，巨鹿（河北巨鹿北）①人。义宁元年（617）九月， 隋末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他随武阳（河北大名北）郡丞元宝藏加入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失败，他随李密投降唐朝。在唐朝，他做过太子李建成的洗马。玄武门之变以后，又受到唐太宗的重用，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参预朝政、侍中、特进仍知门下事，进爵郑国公。
    魏徵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还有许多著作问世。除了有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等政治文献外，学术著作也相当可观。据《旧唐书》的《经籍志》与《新唐书》的《艺文志》载，他的著作或他参预修撰的著作有下列数种。
    《次礼记》（即《类礼》）二十卷
    《祥瑞录》十卷
    《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二卷《谏事》五卷
    《列女传略》七卷《魏徵集》二十卷
    《群书治要》五十卷《时务策》五卷
    《大唐仪礼》一百卷魏徵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撰
    《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魏徵与高士廉等撰
    《目》十二卷魏徵与高士廉等撰
    监修梁陈、齐、周、隋史
    在以上著作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而且广为流传的是他“总知其务”的五代史。五代史包括令狐德棻、岑文本所撰《周书》，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所撰《隋书》，姚思廉所撰《梁书》、《陈书》，李百药所撰《北齐书》。这些史书，后来都被列入正史。因为五代史是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②。所以其中必然要贯穿魏徵的指导思想，特别是《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更是魏徵史学思想的直接反映。魏徵的史学思想，反映着历史前进的要求，标志着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
    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其阶段性的。在春秋末年，奴隶制度江河日下的时候，孔子作《春秋》，一面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手法，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一面又用许多褒贬的字眼，以此来说明奴隶制度不容破坏。因此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③。不难看出，孔子修《春秋》的用意是以恢复奴隶制社会秩序的手段以求挽救奴隶制灭亡的危机。
    西汉时，由于汉武帝实行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鼓吹天有意志并有绝对权威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尽管司马迁曾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与天人感应说有截然不同的内容，但并没有改变董仲舒思想的统治地位。
    西晋初年，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也同样宣扬这种观点。用天命论说明西晋统治者的地位的合理性，无疑是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都接受了天人感应说，按照皇权天授的理论，说明改朝换代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理论，虽然可以说明统治者取得地位是合乎天意的，但同时又说明失去地位也不是人为的。显而易见，这种抛开人的作用，空谈天命的理论，只能消极的说明广大人民应当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并不能起到积极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的作用。
    魏徵负责修撰的五代史，抛开了这种消极的史学思想，否定了天人感应说，极其重视人的因素，千方百计的要发挥人的作用去巩固统治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