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6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毛人凤命令徐远举飞赴昆明搞“九九”整肃，临行前徐派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西南特区二科(审讯)科长濮齐伟、二处二科(行动)科长雷天元与军统局司法室副主任、国防部高级法官毛惕园、法官夏鸿钧会同签办，将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因《挺进报》事件被捕的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武装起义人员陈然、江竹筠等42人和“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李宗煌、王白与、周从化、周均时、黎又霖的名单，由西南特区专员陆坚如交二处上尉书记余海文承签，二处司法股长张界核对，西南特区助理秘书周顺思报毛惕园签判，最后由毛人凤送蒋介石批准，准备进行集体大屠杀。台湾保密局还要求将处决现场的遗体逐一拍照送核。
     也就是这一天，由有“笑面虎”之称的周养浩将杨虎城一家和宋绮云一家从贵阳骗到重庆，全部杀害于歌乐山下的松林坡。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贞及幼子杨拯中由法国马赛回到香港，住九龙半岛酒店，要求回国参加抗战。蒋介石复电邀杨虎城到南昌会晤，并派戴笠前往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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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杨虎城到武昌，戴笠率武汉行营及湖北省政府官员一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安排杨虎城住在武昌胭脂坪湖北省政府招待所。第二天，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前往南昌，住在二纬路一号戴笠的办事处内，即遭软禁。事前，戴笠从杭州警校特训班毕业生和南京警察厅特警科，选调了三十多名特务，组建了警卫队(1940年改称为特务队)，由特警科军事股股长李家杰任队长，龚国彦任队副，提前赶往南昌待命。12月2日，办事处主任王立生率众到机场迎来了戴笠和杨虎城，安排杨虎城住楼上，戴笠住楼下。
     当晚，戴笠对李家杰说：“我派你当杨先生的警卫队长，明里是警卫，暗里是监视，防止他逃跑或自杀，要保守秘密，不许让外人知道此事”。
     随即，戴笠将李家杰带到楼上，对杨虎城说：“李队长忠实可靠，特别选来伺候杨先生。”
     戴笠陪杨虎城住了五六天。这时，日寇进逼南京，南昌市区每天都有日机来空袭投弹，戴笠与李家杰陪杨虎城同乘一辆车到郊外躲避空袭。戴笠多次对杨虎城说：“你就安心在南昌住些日子吧，等委员长决定了接见日期后，我就马上陪你去。倘若日机再这么轰炸下去，对你一家人也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住吧。”
     几天后，杨虎城被移居到离市区十多公里外的梅岭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里。四周由宪兵八团一个排守卫。
     当天晚上，戴笠便悄悄离开了南昌。
     12月，南京沦陷，随后九江告急。1938年1月，李家杰按戴笠的指示，将杨虎城转移到湖南省桃源县城三四公里外的吴家大屋监禁。两个月后，戴笠派特务杨继荣、蔡霞观(女)把杨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送来一起囚禁。长沙大火后，桃源不时遭日机轰炸，李家杰奉命于1939年春押解杨虎城一行，沿湘筑公路经沅陵迁至贵州息烽。先是被关押在息烽阳朗坝看守所，后戴笠检查时，发现阳朗坝离公路太近，怕出问题，于是又把他们一家三口迁往离息烽县城十多公里的玄天洞道观内。除12名特务和宪兵看守外，还在周围15公里范围内修筑起碉堡，由军委会特务四团张止戈部第三连廖广文部驻守。
     玄天洞是崇山峻岭中一个百步方圆的天然岩洞，有平房五间，潮湿、阴暗，早晚有浓雾扑室，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杨虎城一家经常生病。杨虎城要求外出散散步，李家杰的答复居然是：“不行!”
     这时，杨虎城已看出，蒋介石不可能在短期内放他，要改变居住环境，更不可能靠蒋介石良心发现。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军统局才同意由杨虎城自己拿了数百美金，在离玄天洞百步之遥的另一新洞内招工修建囚室。在修建过程中，李家杰趁机吞食建房费用，被杨虎城识破，李家杰见杨将军有不满之处，便处处刁难。1939年底，谢葆贞生下儿子杨拯黔，九天后夭亡。1941年2月，生下女儿杨拯贵，谢葆贞身体虚弱，营养又差，只好从山下请了一个农妇来带养孩子。
     一天，杨将军一家正围桌就餐，看着粗劣的饭食，拯中又黑又瘦的面孔，听着孩子哇哇的哭叫，谢葆贞心烦意乱，顺口说了句：“怎么饭菜弄得越来越糟糕?”
     恰好李家杰路过，他不仅不致歉，反而站在门口阴阳怪气地说：“杨夫人还是将就一下吧，百多号弟兄陪着你们到这山旮旯里来吃苦受罪，也没抱怨半句哩。”
     谢葆贞不堪顶撞，蓦地将一碗饭兜头盖脸地朝李砸去。
     李自知理亏，落荒而逃。但从此后，他们便结下了深仇大恨。李家杰虽不敢在杨夫人跟前露面，暗地里则常常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地向戴笠打报告，诬陷杨将军夫妇如何辱骂党国领袖、谢葆贞是精神病、杨虎城有钱不拿出来治病等等，并以谢葆贞有精神病，影响杨虎城生活为由，将谢葆贞和奶妈赶回旧洞居住，活活拆散了这个家庭。
     面对李家杰的精神虐待和迫害，杨虎城极力抗争，经常和李家杰争吵。戴笠见李家杰实在无法继续工作下去，只得调李到重庆中训团任警卫组副组长，改任龚国彦为特务队队长，1949年3月又由白公馆看守所长张鹄接任。对负责看押的三个特务队队长，杨将军的评论是：“李家杰官僚的脑筋，军阀的举动，唯利是图，不知民苦，我太太的病就是受他刺激引起的;龚国彦拨弄是非，爱钱如命，剥削阶级的典型人物，几年来整得我连一口气都喘不过来，这家伙厉害啊!张鹄，獐头鼠目，自尊自大，不把人当人看，纯粹的一个刽子手!”
     长期的忧郁，使谢葆贞精神开始失常，常常隔着窗子大骂特务，甚至不管碗盆、桌椅，皆朝特务砸去。杨虎城屡屡恳求医治，但副队长兼杨虎城的专职医官张静甫虽然恭敬周全，却缺医少药，无法可施。
     戴笠每来视事，杨虎城总要提出改善生活条件，为儿子延师教读的要求，均未获准。
     1945年初，杨将军病情时好时坏，饮水不良造成的胆结石病经常发作。谢葆贞的病情也愈发严重，急需人照料，经多次请求，戴笠才允许将监禁在息烽集中营的杨虎城的副官阎明、勤务兵张醒民移囚玄天洞，以照料杨虎城夫妇生活。
     1946年1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特务的罪恶活动。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成为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3月戴笠摔死，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息烽的军统特务机构相继撤迁南京。1946年10月中旬，张学良由贵州桐梓县天门洞(40兵工厂所在地)被押解到原中美合作所松林坡戴公祠，11月1日又被押往台湾新竹县竹溪口。
     在保密局由毛人凤主持的一次局务会议上，司法处长李希成报告张学良的押解经过后，问：“对杨虎城如何处置?”
     毛人凤想了想说：“总裁对此尚无明确表示。杨虎城这个案子，处理实在有点困难，释放吧，杨虎城必定造反;杀吧，又有好多顾虑，暂时只好继续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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