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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 几天以后，一个三十来岁、身体精悍的男子走进刘祥伦科长办公室举报：“杨虎城将军在戴公祠被杀害后，遗体掩埋在戴公祠左侧的花坛内。” 这位提供情报的男子叫李育生，三年前因聚众抢劫军统车队的物资被特务机关以土匪罪名关进白公馆看守所，11月24日才被释放出来。这是上个月中美合作所闹鬼时，李育生听白公馆看守所杂工，参与挖坑、掩埋杨虎城、宋绮云、阎继明等尸体的陈紫云说的。陈紫云此时住在童家桥乱石山6号。 这个李育生，为革命作出的贡献绝非仅仅如此，在几天前白公馆的大屠杀中，他就已经因为帮助罗广斌等19位革命志士脱险而立了一功。此事稍后再述。 就在李育生举报的同时，公安部刘祥伦科长也送来了从自首或被捕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口中侦知的有关杀害杨虎城将军的零碎情报。  12月11日上午，天上下起了绵绵细雨，重庆市军管会的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和一辆美制道奇大卡车相跟着出城，向磁器口方向原中美合作所驶去。车上，坐的是寻找杨虎城将军忠骸的小组，该组由三人组成，胡三高、安志坚，另一位是杨虎城将军的小同乡秦一民。他们正由举报人李育生引导，前去挖掘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忠骸。大卡车上另外还有十几个工人和一些参观人员。吉普车上坐的则是中央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和《大公报》的记者陈琦震先生、《新民报》的记者周德华先生。 汽车进入原中美合作所特区时，大家顿时便感到非常异样，歌乐山中，林深树密，一路上都可看见烈士的尸棺。细雨绵绵，好像也是特意在为杨将军志哀，更增加了阴森可怖的气氛。汽车开到了一个山坡上停住，大家一下车，即感触目惊心，所能看到的尽是些装有蒙难烈士尸体的棺材。为杨将军预备的棺木，也放在那里。此棺黑漆红头，分内棺外椁，很是讲究。最后到了一处很气派的地方，下边是个院坝，上边有好些房子，这就是所谓的戴公祠了。戴公祠大门外左边，有一块靠外边是石砌的花台，上面的泥土左右长约两丈、宽约五尺，靠左边这一头泥土甚松，上边放有石头三块，瓦片一块。 李育生指着花台说：“不会错，杨虎城将军的尸体就埋在这里面。”下午一点钟，工人们开始挖土，由于唯恐将杨将军遗体毁伤，故取土甚慢。掘有二尺五六寸深，即首先发现衣服，稍后发现头部，臂边并放有呢礼帽一顶，颜色不可辨别，但很大，然后看见全身，在脚边发现宽长约一尺的小木箱一个，内装骨灰。人背朝石砌这边，头朝右方，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缚于头后。当即继续挖掘，用白布铺于平地，将尸体抬出，面朝上放下，面部肌肉已不完整，额已见骨，鼻尖塌毁。 李育生和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同志及两位记者都叮嘱胡三高、安志坚和秦一民，要详细鉴别，千万不能弄错了。工人们则继续挖，很快挖出一具头朝左方的青年尸体，面部肌肉已经烂完，脚上穿的是胶底帆布鞋，腹部已破，内脏外露。经秦一民细细辨认，认为极有可能是杨虎城将军父子忠骸，其确证有四：一是头部稍窄而前后甚长，额部饱满，颧部不太大，须长多半寸，发长数寸，均有白者，其形状大致与杨虎城将军生前头形相似;二是骨骼甚大，胸部发达，酷似杨将军体形;三是杨夫人谢葆贞女士抗战胜利后，即被折磨发狂而死，杨将军将遗体化灰置于左右，日夜不离，其脚边掘出之骨灰盒当系杨夫人无疑;四是与青年人同埋一处，并系上下堆放，显系杨虎城父子。旁人没有这样巧合。再以面部肌肉及衣服腐烂情形来看，确系两个多月前被害……当发掘工作进行期间，电影制片厂工作同志不断将这惨绝人寰的景况摄入镜头。 经秦一民初步辨认后，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黑漆红头内棺外椁内。不久，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的棺木和杨夫人的骨灰盒也移放在白公馆下的平坝里。因来这里辨认、办理领尸手续和观看、凭吊的人很多，环境嘈杂。稍后，闻讯后千里迢迢从西北赶来迎灵的杨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也到了戴公祠，请他辨认，由于忠骸毁坏严重，他也无法肯定从花台中挖出的两具忠骸就是他的父亲和弟弟。军管会管理人员与杨拯民商量，建议把杨虎城将军等人的棺木另外移往一个地方暂厝，以便开棺作进一步辨认。 给杨虎城将军忠骸作最后科学鉴定的便是曾替杨将军镶过牙的蒋祝华医生。蒋医生如此回忆了当时的经过：“重庆解放后不几天，突然有军管会的同志带着一位穿便服，身材魁梧，操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后来才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到市民医院来找我，自称姓杨，要我和他一道去看一个病人。我于是跟随他出医院大门。他请我上了一辆轿车，车上我们彼此都未谈话。从他的表情来看，非常悲伤。轿车驶向沙坪坝，经杨公桥直抵我曾为杨虎城将军看过病的住所。下车后，他带我进入一间厅堂，里面设立了灵堂，我不知来此何故。忽然，他叫人将堂中棺木打开，让我辨认是否为这个死者作过牙的修复手术。我首先环视了这个死者的体貌仪容：胡子花白，面部五官尚能分辨，唇浮肿。在我眼帘便浮现出杨虎城将军的生前仪容。这不是杨虎城将军吗?接着我便慌忙用口镜翻开上唇，显示出我亲自为他作的两颗假牙。无论是从假牙的部位、数目、工艺形态，特别是我在作前牙活动桥时，前牙龈部不现基底来看，证实这正是我亲手所作的。两个单臂卡环仍牢牢地固定在两个上尖牙颈部，杨将军除这两颗假牙外，全口其它牙齿仍像我过去为他检查时的那样，都是完好无损的。我转过身来对这位姓杨的中年男子说：‘这是杨虎城将军，无论从全口牙的数目、形态、缺牙的位置和镶牙的工艺操作特征，以及卡环部位的设计，都说明这是我亲手制作的。’正是根据我对杨将军牙齿的特征，才从数百个死难烈士的尸体中辨认出杨将军的遗体，大约两三天后，我接到军管会的一份请柬，邀我到皇后餐厅赴宴，表示答谢我对杨将军遗体的科学鉴定。” 1950年1月15日，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在中华路青年馆隆重举行，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曹荻秋等首长亲临致祭，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大会后，杨将军、宋绮云等的灵柩均覆以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公祭后，安葬于长安县烈士陵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