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纂修任务的完成，张居正还坚持立定编纂期限，即所谓“定为章程，严其限期”。[4]（卷四十《纂修书成辞恩命疏》）如在纂修世、穆两朝《实录》时，他提出：“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月终，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臣等即将纂完稿本，进呈一次。十月间又进呈一次。大约一月之终，可完一年之事；一季之终，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累积，然后成功可期。”[4]（卷三十七《纂修事宜疏》）
    其四，加强纂修官的管理与考核。
    为了完成万历《大明会典》的纂修，张居正对纂修官员提出严格的要求。各官包括副总裁“每日俱在史馆供事”，不得随意外遣；各馆纂修官要以职业为重，以“公家为急”，不得“别求差假，图遂私情”。他还将整顿吏治的考成法推及史职，强化了对纂修官的履职考核。提出：“书成之日，分别叙录，但以效劳多寡为差，不复计其年月久近。如此，庶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头白之讥，而臣等亦得以逭旷职素飱之咎矣。”在张居正看来，“国家用人之理，宗核名实之道，实寓于斯”[4]（卷三十七《纂修事宜疏》）。
    其五，完善史馆供给制度、门卫制度。
    张居正为了保证实现专任责成的目的，坚持完善史馆供给制度，保障包括酒饭、笔墨、木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史馆所需办公用品的有效供给。在《明神宗实录》卷五十二中记录了“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笔墨、木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研、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外用办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管理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3]（卷五十二“万历四年七月丁未”条）。“其合用纸札、笔墨、酒饭等项，照纂修例给”[4]（卷四《议处史职疏》）。他还提议由政府向史官提供校尉、办事吏、匠役等员工，加强了《会典》馆的门卫制度。这是前两次《会典》修纂时所没有的。门卫制度也是史馆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了保证修史环境的安静，提高修史效率，同时也做好保密工作，张居正建议史馆要加强门卫制度，不准闲杂人员随便出入。他在《议处史职疏》中上言：“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共事外，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擅入！”[4]（卷四《议处史职疏》）守卫史馆的人员便是前揭之校尉。
    三、删润之功
    万历《大明会典》纂修，张居正的删润之功甚为显著。神宗皇帝之所以让张居正做总裁把守“删润”之关口，主要基于长期以来张居正在国家治理、改革中水平和能力，尤其是基于张居正在完成世、穆两朝《实录》纂修中的杰出贡献。
    张居正在总裁两部《实录》期间，按诸司之掌故，网罗旧闻；探内府之秘藏，铺张盛美。事务阕疑而核实，词皆举要以删烦。至于大经大法之所存，则特书屡书而不一，参互考订，三易稿而成编；润色讨论，十逾年而竣事。张居正表白：“惟我皇祖世宗皇帝实录……虽皆出于诸臣之手，然实无一字不经臣删润，无一事不经臣讨论。既更定其文义，复雠校其差讹。穷日逮夜，冒暑凌寒，盖五年于兹，而今始克就”。[4]（卷四十《纂修书成辞恩命疏》）对此，神宗皇帝在万历五年（1577）八月《世宗实录》告成时，曾给予张居正很高的赞誉：“皇祖四十五年《实录》，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费心看改几次，我尽知道。”[4]（卷四十《纂修书成辞恩命疏》）
    张居正对万历《大明会典》的纂修，其中“删润之功”与两朝《实录》纂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万历《大明会典》全书在内容、体例、形式等方面，都超迈前修，更趋完善，不仅补充了自初修、二修以来历朝事例，以六部为纲，分述诸司职掌，还附以事例、冠服、仪礼等项，且增加插图，内容详赡，形式活泼。万历《会典》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张居正的悉心筹划密切相关。早在万历《大明会典》纂修的肇始阶段，张居正在请修奏疏中就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纂修思想。
    首先，张居正对过去《大明会典》中存在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他在《请专官纂修疏》中谈到：“《会典》一书，我祖宗列圣典章法度，纲目具存。第简编浩穰，精核实难。我皇祖世宗肃皇帝，尝见其一二舛误，申命儒臣重加校辑。比及进览，迄未颁行，似于圣心犹有未当。今特命卿等校订差讹，补辑缺漏，督率各官，悉心考究，务令诸司一体，前后相贯，用成一代画一经常之典。”[4]（卷四十四《请专官纂修疏》）
    其次，张居正对于过去官修史书特别是《大明会典》的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如万历六年，张居正上此奏疏，指出《会典·礼典》中，有关宗藩一事，前后矛盾，最为混乱，列举事例未当者十一条，并请求在这次重修《大明会典》时，将《礼典》有关宗藩者，集中起来，分类编录，删去牴牾部分，使前后一致；再由群臣研究妥当，最后由神宗亲自裁决定稿，使之成为万世的典范。万历六年十二月，神宗则根据张居正的建议，命纂《宗藩要例书》颁示诸王。
    关于宗藩条例所存在的问题，张居正列举了“未妥”之处：
    然以臣等愚见观之，揆诸事理，尚多有未当者。推原其意，徒以天潢支派浩繁，禄粮匮乏，国家之财力已竭，宗室之冒滥滋多，不得不由为堤防，严加裁抑。顾集议之始，未暇精详，中间彼此矛盾，前后牴牾。或减削太苛，有亏敦睦，或拟议不定糜所适从；或一事而或予或夺，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与理舛，窒碍难行；或法与情乖，轻重失当。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无所持循。略举数端，可知其概。如亲王乐工二十七户，乃高皇帝所定，载在《会典》。盖以藩王体尊，其燕飨皆得用乐，不独迎接诏敕为然。今乃概从裁革，此减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亲王故绝既许为之继封，以重大宗。又云亲弟亲侄，方许请继。及查例行之后，亦有不由亲弟亲侄而继封者……[4]（卷四十三《请裁定宗藩事例疏》）
    于万历七年十二月，张居正等题称宗藩未妥事件，乞敕本部将条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见行事例系关宗藩者，悉行裒集分类编录，仍会多官议拟题请着为宪令，开送纂入会典。已经奉旨钦依，待具有次第题请，会官集议，臣等礼部会同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各堂上官、通政司大理寺各掌印官及该科官驸马都尉许从诚等，将大学士张居正等所题宗藩条例未妥一十二事，并推广未尽事宜及见行事例条例所未备者，通行欵开详加酌议，惟求情法适中，科条画一，足以昭示久，远为经常不易之规。谨逐一开列前件具题上。[3]（卷九十四“万历七年十二月甲午”条）
    第三，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维护万历《大明会典》的权威。张居正在奏疏中谈到：“今若止将旧本誊写，附以新例，则不过重录续编而已，岂圣明所以属托臣等之意呼？”“已经开馆纂修去后，近该副总裁等官，将所编草稿，呈送臣等删润。止将旧《会典》并嘉靖二十九年续修进呈，未奉钦依。旧稿誊写一遍，稍续以近年事例，中间体例，尚有未当，纪载颇多缺漏。良由副总裁诸臣，各有部事相妨，无暇讨论讲究。臣等欲另为修削，苦阁务浩繁，力有弗给；欲因仍旧贯，聊取完事，则于愚心实有未安者[4]”（卷四十四《请专官纂修疏》）。同时，对编入《会典》中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坚持国家法规的生成秩序，以维护《大明会典》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明神宗实录》载张居正等题称宗藩未妥事件说：
    恭候圣明裁定，臣等礼部并将旧行条例删去烦文，止存节要，会为一书，进呈御览，刊刻成帙，颁布各王府，永永遵承。以后一应请乞，但有不遵定例妄援渎扰者，所奏事情径自立案不行，仍听本部及该科参奏得旨，依拟刊布纂入会典。[3]（卷九十四“万历七年十二月甲午”条）
    又如《明神宗实录》八十四卷“万历七年二月乙酉”条载：“今重修会典，此等条例都着议拟停当改正，行合无敕下，礼部遵照前旨，将前项条例再加斟酌，并上请圣裁，着为宪令，然后开送臣等纂入会典，庶法以画一，万世可遵矣”。[3]（卷八十四“万历七年二月乙酉”条）
    第四，推动纂修体例的发展和完善。
    张居正在奏疏中还对《大明会典》体例提出改进，即要“抡选儒臣，分局纂修”，对“节年题准见行事例，分类编集”[4]（卷四十《请重修〈大明会典〉疏》）。后来这一思想在万历《大明会典》纂修中时得以体现，改变旧《会典》仅以编年排序的方法，制定了“从事分类，以类分年，而以‘凡’字冠于事类之首，各年俱以圈隔之”⑥的纂修凡例。这样《大明会典》横向按官署分类，同时“籍册可据者，先后具载”进行编年排列，使得所记事例始末完整，一一贯通。
    万历《大明会典》全书二百二十八卷，与弘治《大明会典》相比，万历《大明会典》中吏部少二卷，户部增三卷，礼部增十一卷，兵部增二十卷，刑部增二卷，工部增十一卷，六科单立一卷，太仆寺单立一卷，太医院单立一卷，合计共增四十八卷。万历《大明会典》的体例较弘治《大明会典》有相当大的发展，体例更加完善。
    一是，语言表述更加系统化。弘治《大明会典》在体例上，其行文有一大特点，“一以《职掌》为主，类以颁降群书，附以历年事例。”⑦ 凡“纂辑诸书，各以书名冠于本文之上。采辑各衙门造报文册，及杂考故实，则总名之曰‘事例’”。即《大明会典》全书一律以《诸司职掌》为主，在每一类典制中，首列《诸司职掌》条文，且“凡旧文皆全录”⑧，次列颁降群书。
    二是，标目更加准确。所谓标目，是在一部书内，按照不同的内容分别标出来的。万历《大明会典》严格按照《凡例》的规定，以现行体制为准，各载十三司职掌于前，叙列事例于后，不分四科，较弘治《会典》在标目上更为准确；万历《会典》卷十二《吏部十一》将其更正为“责任条例”，标目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内容。
    三是，结构更加完备。弘治《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万历《大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从卷数来看，后者较前者多出四十八卷。万历《会典》因革损益，对其目进行了调整补充。从而使《大明会典》体例结构脉络清晰，更系统规范，不仅便于检索，且更有利于实际执行。
    当然，万历《大明会典》纂修绝非张居正一人之功，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值得思考的是，张居正去世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明代官修史书活动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虽然万历《大明会典》在万历十五年最终得以成书，但此后的明代官修史书即出现了大的滑坡，《明神宗实录》等官史的修纂连年累月久拖不成，学界认为自张居正修成《明世宗实录》后，没有总裁张居正的明代史馆再次陷于管理混乱和懈怠弛废的状态。
    事物的发展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促使我们对事物有更深入的认识。仅就万历《大明会典》纂修而言，张居正在其间所推行的史馆制度改革、为后世积累官修史书的丰富经验，以及所体现出的奋发有为的改革精神，都对后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大明会典》简称《明会典》或《会典》，在论文行文中或用《大明会典》、或《明会典》或《会典》都为明朝会典的统称，若特指某朝所修，在其前加年号，以明示。
    ②文中标[3]的均出自《明神宗实录》，具体出处见所引内容后的括号内。
    ③《明穆宗实录》卷二十一“隆庆二年六月庚子”条。
    ④文中标[4]的均出自《张太岳集》，具体出处见所引内容后的括号内。
    ⑤万历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帝敕谕内阁》，载万历《大明会典》卷首。
    ⑥《明会典·重修凡例》，载万历《明会典》卷首。
    ⑦武宗：《御制明会典序》，载万历《明会典》卷首。
    ⑧《明会典·弘治间凡例》，载万历《明会典》卷首。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三十·张居正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重修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明神宗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