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按苏联模式重新解释英国史。苏联史学研究模式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虽然学术性很强，但缺点也很明显，即过分简单化，把一部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过程压缩成僵硬的发展模式，这就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尽管如此，在苏联的世界史体系传入初期，中国的英国史研究仍受益不浅，其研究范围比以前更宽，程度也更深入。因为至此为止，世界史（包括英国史）还没有在中国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其中的分支学科要么依附于中国史（如中外关系史），要么划归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然而在苏联，世界史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英国史则是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苏联的世界史体系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英国史研究的发展。但是必须指出，苏联世界史体系的引进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从其他学科里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崭新的学科；另一方面，它的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奉为圭臬，全盘接受下来。同时，建国后一段时期内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也妨碍了世界史研究的正常发展。在了解这个时代大背景的前提下，我们对新中国建立后27年（1949-1976年）的英国史研究状况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文化大革命”前的16年（1949-1965年），中英关系史研究不再是唯一的课题，甚至不是主要的课题。英国史上的一些大事件开始引起学界注意，其中包括：圈地运动、17世纪革命、工业革命、宪章运动、工人运动、争夺海外殖民地等。
    英国17 世纪革命是这一时期著述最多的一个课题。 《历史教学》1954年第1期刊登了田农的文章《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是我所见到的新中国学者论17世纪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文章虽然不长，且很难说是研究性的，但它概述了革命的整个过程，并且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予以解释。同年10月，林举岱的《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书出版，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有影响的英国史专著。然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编写这本小册子，……是学习苏联历史科学的第一课”，因此，“本书大部分材料和论点，采自《近代史》（即苏联《近代史》教材）第一卷；有些节和段，是完整地从俄文本中翻译过来的”，包括篇章结构似乎也是如此〔19〕。这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初期引进苏联史学体系时的真实情况。
    相比之下，刘祚昌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就比较成熟。作者在“前言”中声明，本书旨在把“苏联历史科学工作者及英国进步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介绍给我国的广大读者”。当然在此过程中，作者自己也“下了一定程度的斟酌取舍、分析批判及独立钻研的工夫”〔20〕。因此，本书已经不再限于单纯的介绍，而是相当程度的独立研究的成果。书中更加完整地重现了英国革命的全过程，用充分的史实阐明观点，史论结合，体现了作者运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的深厚功底。本书迄今仍是中国读者了解英国革命的一本重要参考书。
    以上三部著作规范了此后几十年内中国学术界研究英国17世纪革命史的基本框架与所持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17世纪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特点是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与新贵族结盟；革命的主要动力是人民群众，而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恐惧与镇压导致了旧王朝的复辟；但革命终为英国发展资本主义扫除了政治障碍，进而开辟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等等〔21〕。后来，其他许多学者不断对这些观点加以阐述和强调，比如王荣堂的《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历史教学》1959年第9期）、 豁然的《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作用》（《历史教学》1959年第11期）、韩承文的《世界近代史为什么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而不从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2期），等等。尽管这以后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关于英国革命的研究发展很快，新观点不断出现，但中国在50年代确立的体系迄今却无多大改变。这说明原苏联的世界史体系对这一课题影响之深。
    这个时期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课题是工业革命，林举岱的《英国工业革命史》值得一提。这是一本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该书的结构采用“前提-过程-后果”三段式，这不仅成了后来著述工业革命史的“标准结构”，也是各种各样世界史教科书所采用的“标准”。严格地说，《英国工业革命史》写的并不是工业革命自身的历史，而是“关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它论述的是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经济与社会政治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论证英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这一点上，此书的写作是成功的，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就略嫌不足了。因此该书在1979年再版时作者做了修改，增加了从经济角度来观察工业革命的内容〔22〕。
    这一时期对工业革命的研究还发生过一次争论，即工业革命始于何时？争论是由魏永理的《英国产业革命始于何时》引起的〔23〕。尽管直接参加争论的人不多，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却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争论意义并不大，因为争论者都没有以英国历史事实作根据，而只是在经典作家在不同的场合下所作的结论中转圈子。
    第三个问题是“宪章运动”。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从小学至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把宪章运动列为重要内容，但有关它的著述却不多。笔者只见到当时出版的《英国工业革命和宪章运动》。这是一本“根据英共编印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读本》中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编译而成的”〔24〕小册子，此外，还有少数几篇论文。不过，虽然著述不多，但关于宪章运动（包括工业革命时期的整个工人运动）的论点却几乎是众口一词。这些论点集中地概括在健平的《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工人运动看无产阶级早期斗争的发展》和关勋夏的《英国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这两篇文章中，前文表述了工人运动三个发展阶段的论点，即捣毁机器、组织工会和发展政治斗争（包括宪章运动）〔25〕；后文概括了有关宪章运动的性质、派别、不成熟性及失败的原因，等等〔26〕。这些观点迄今仍有影响。
    第四个问题是“圈地运动”。由于圈地过程延续时间长，所以在有关17世纪革命、工业革命等问题的研究中多有涉及。专门讨论圈地问题的主要代表作是：耿淡如的《英国圈地运动》〔27〕和蒋孟引在1963年写的《16世纪英国的圈地狂潮》、《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农民反对圈地的斗争》及《18、19世纪英国的圈地》〔28〕。两人文章的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圈地运动是通过对农民的剥夺为发展城乡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所表现的风格截然不同。耿文基本上是对圈地运动进行定性评论和价值判断，而蒋文则通过丰富的史料进行生动的叙述，观点明晰，且寓于史实之中，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实证史学功底。
    学界比较集中研究的是英国殖民史与侵华史。这方面的论文有严中平的《英国资产阶级纺织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丁名楠的《略论英国商人为什么要把鸦片输入中国》（《历史教学》1955年第1期）、 周南的《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关系》（《历史教学》1955年第2 期）、 王绳祖的《英德关于殖民地的争夺，1884-1914》（《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 这些文章可以看做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殖民史和侵华史研究的继续，有所不同的是，新的研究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
    60年代初，中国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使原来以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中国世界史学科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适应国际政治斗争需要，世界史学界包括英国史研究出现了将学术问题与政治斗争直接挂钩的倾向。尤其是英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开始大谈“复辟与反复辟斗争”问题，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红旗》杂志1962年第23、24期合刊发表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封建王朝复辟问题》一文。此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反动统治阶级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它总是不甘心失败，总要千方百计地作垂死挣扎、反抗。即使他们被推翻以后，也要进行复辟，企图挽回他们失去的地位，因而新兴的阶级要彻底打倒腐朽的阶级，并确立它的统治，必然要经过反复、曲折、长期的斗争。”凡了解60年代“中苏论战”的人都清楚，本文是在影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苏联人民正在开展“一场反复辟斗争”的情况。
    相比之下，中古史研究则比较客观，既注重史实， 也考虑选题。 1956年《南开大学学报》第1 期刊登的喻松青的《英国大宪章历史分析》和辜燮高的《十一至十七世纪初英国的钱币问题》的文章就属于此类。辜燮高还于同年发表了《对英国上古、中古史分期的意见》，该文对英国上古、中古史的分期问题颇有见地。文章在“批判英国历史学家对英国史分期的主张”的同时，又对苏联的英国史教学大纲“提出意见”，指出苏联学者“不重视英国史的特点”，在分期问题上“大体同于世界史，连各小段也是如此”〔29〕。这一批评是比较客观的，在当时并不多见。此外，马克垚的《英国盎格鲁撒克森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蒋孟引的《英国封建化过程的特征》（《江海学刊》1962年3月号）、《15 世纪英国封建制度的危机》（《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等中古史论文， 史料丰富、论述精细、观点独到，体现了作者运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英国古代史的求实精神。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期齐思和先生研究英国古代史的突出贡献。1964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一文，这是他研究英国封建化问题的力作，全文约40000字， 广征博引，洋洋大观，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观点。但作者在同意英国史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一派观点时，却又把另一派的观点说成“反动学说”，是为否定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提法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但作者绝不是人云亦云者。他在对英国的封建化过程作了详尽考察后得出结论说：“英国的封建制度是从盎格罗·撒克森氏族社会瓦解的基础上直接过渡而来的，当中并未经过奴隶制度阶段”〔30〕；他还特别提到俄罗斯也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这就难免有否定当时人们习惯理解的“历史发展规律”之嫌，从而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埋下了伏笔。
    最后，还应提及蒋孟引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所做的工作。十几年中，他致力于英国史研究，著述范围涉及英国从古至今的历史，包括《英国奴隶社会问题》、《英国封建化过程的特征》、《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条件和概况》、《驳斥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理由》、《英国从洛加诺到慕尼黑》等在内的一大批论文〔31〕，成为对英国各时期历史都有所著述的唯一中国学者；他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于1965年以中文出版〔32〕，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学术奠基人地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英国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完全停止了。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小册子，但联系到当时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出版这本书的矛头所指就很清楚了。这种出版物严格说并不属于学术著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世界史学科逐渐进入繁荣时期。初期的英国史研究工作始于通史著述。最先出版的英国通史是程西筠、王章辉合写的《英国简史》（1981年）。该书只有130多页，内容不详， 研究也不深，但它毕竟是“文化大革命”后英国史研究迈出的第一步，对英国史研究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接着是多种通史先后出版，其中有陶松云、郭太风合著的《英国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一本供青少年阅读的普及读物，是学者将学术问题写成严肃的通俗读物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之后是王荣堂的《英国近代史纲》。这是一部研究英国断代史中的代表作，它较完整地记叙了1640-1914年的英国史，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凡英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无所不谈”〔33〕。作为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英国近代史，可以说比较详尽、系统。根据当时中国学者研究的习惯，这部书偏重于政治史。
    在众多学者编写通史的基础上，由蒋孟引主编，辜燮高、王觉非参加写作的《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是迄今中国学者在英国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最好成就。全书62万字，从英国远古时代一直写到当代。书中吸收了大量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打破了以往偏重政治史的写法，从多个角度再现了英国社会发展的全貌。本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一本有分量的英国通史的局面，并为国内的英国史教学提供了一本较好的教材。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十几年里，在英国通史著述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令世人瞩目的话，那么在英国史论文写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就更令人感叹。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发表的英国史论文只有2篇，1979 年11篇，1980年18篇；而到了1981年即猛增至53篇，以后每年均有五六十篇论文发表。从1981年算起，平均每年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约相当于“文革”前17年的总和。1980年，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成立，这对英国史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研究内容来说，十几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所统计到的1979-1981年的85篇论文中，有关英国革命问题的16篇，占论文总数18.8%；有关工业革命的9篇，占总数的10.6%；有关工人运动的8篇，占总数的9.4%；有关圈地运动的3篇，占总数的3.6%； 有关英国殖民与外交史研究课题的论文，占总数的17.6%。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传统研究课题仍是英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然而在10年后，即1989 -1991 年的185篇论文中，有关革命的内容仅13篇，占总数的7.0%；有关工业革命的7篇，占3.8%；有关工人运动的3篇，占1.6%；专论圈地运动的只有2篇，占1.1%，四类加在一起只占总数的13.5%。相比之下，论述英国政治制度（立宪制度、政党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等等）的文章31篇，占总数16.8%；有关宪政改革的12篇，占6.5%； 有关政治事件（不包括革命）的10篇，占5.4%；有关社会史内容（宗教、妇女、 教育、阶级、社会政策等）的27篇，占14.6%；有关思想文化史的17篇，占9.2%。上述内容的文章占全部文章总数的52.5%。更可喜的是， 这些论文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出色的选题，如李宏图的《阶级意识与阶级的形成--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之研究》（《世界历史》1990年第3期）、 杨豫的《论原工业化的解体》（《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马孆的《19世纪英国大众闲暇活动浅析》（《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 期）、高德步的《16-17 世纪英国流民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等。 这表明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已经在向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