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方法上说，实证的、注重史实的风气已成为主流，偏重观点而忽视事实的倾向已基本克服。新的史学分支，如社会史和计量历史学等已开始受到重视。从现有的英国史论文看，多数都是在阅读了大量书籍和史料之后写出来的，选题一般都比较具体、集中，泛泛而论的文章已不多见了。应当特别指出，在近十几年的英国史研究中，中国学者不再照搬外国的现成结论，而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审视。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英国政治制度史是学者们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英国政治制度是怎样形成、发展的，有什么特点？其中是否有某些因素可以作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参考？这是许多人经常思考的问题。程西筠在《由恩赐官职到择优录仕--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一文中，肯定了文官制度的合理性， 同时指出19世纪英国议会改革的“历史进步作用”，从而开了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的先河。林志敏、冉隆勃、胡其安、王铭等也先后对英国文官制度的沿革加以考察〔34〕，胡康大在其《英国的政治制度》一书中还专辟一章加以介绍。学者之所以对英国文官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是因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中有所借鉴”〔35〕。
    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主体--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内阁制等，学者们更是注意有加。在这方面，又是程西筠先行一步。1981年，她发表了关于君主立宪和议会制度的文章〔36〕；1982年，《世界历史》第4 期发表了她的《评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同期还发表了钱乘旦的《试论英国各阶级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的作用》。两篇文章都充分肯定了1832年议会改革的历史意义，认为这次改革是“英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正如程文指出的，改革“构成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上层建筑改革的先导或为之提供了前提条件”，因而对“促进英国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民主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两篇文章首先突破了史学界长期流行的关于肯定改革似乎就意味着“否定革命”的观点，从而推动了学者们对英国改革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此后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相继发表，如关勋夏的《十九世纪英国的三次议会改革》（《历史教学》1985年第2期）、 沈汉的《突变还是渐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模式辨析》（《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增刊）、杨玉圣的《论社会改革与英国历史进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刘超雄的《论本世纪初英国自由党政府的社会改革》（《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陈仲丹的《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 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等等。经过近10年的研究， 学者们对英国改革问题已基本形成共识，即认为英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以改革的方式实现的。改革与革命一样，也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对“改革”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学者们又对英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开始了探讨。钱乘旦、陈晓律的《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一书对此进行了尝试。该书指出，现代英国的一切，都是对立的历史因素经过长期激烈的冲突最终达成融合而逐渐形成的，“与其他国家一样，在英国的历史上也充满斗争；所不同的是，斗争的结果在英国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双方都在斗争中自我更新，最后融合成一种新文化。”英国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了这种在冲突中融合的特色，它“推动英国率先敲开现代文明的大门”〔37〕。这些观点，已基本上被学术界所认同。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英国历史进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出版了一批专著。程汉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认为，英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过程体现出四大特点，即连续性、渐进性、经验性和灵活性〔38〕；他还对英国封建君主制的演变阶段提出了独到看法，引进了“等级-代议君主制”这个概念。沈汉、刘新成的《英国议会政治史》一书提出了关于在英国历史发展中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时，“国家”呈现“模糊性”状态的概念〔39〕，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克服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出现的简单化倾向，确立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不间断性和整体性的观点显然是有帮助的。阎照祥从政党形成的角度研究了英国政治制度史，并在1981年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40〕，1993年又出版了《英国政党政治史》一书。该书将“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区分开来，认为在英国两党制形成过程中，是先有政党政治，然后才有政党制度；政党政治促成了内阁制度的形成，而议会制和内阁制又促进了两党制的产生。该书还认为，英国的政党制度形成于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41〕。
    与上述几本书不同，刘新成的《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一书从议会发展的角度，证明了英国历史上不同政治派别间既相互对立又互相“包容”的特点。书中认为，都铎王朝时期的议会，既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是王权“卑恭的使女”，也不是与王权进行斗争的场所；它体现了在英国近代政治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过渡”性质，即既有巩固王权、为专制王权服务的一面，又有与王权抗衡并维护“自由”的一面。在都铎王朝，当王权的地位提高时，议会的地位也提高了，议会与王权在这时是相辅相成、共存共荣的，并没有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42〕。
    以上这些著作有一个共通之处，即认为改革与“渐进性”是英国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把握了这一点，就会对许多问题有新的认识。比如，80年代史学界曾就英国革命的“保守性”或“彻底性”问题展开争论。但如果抓住了英国历史发展中的渐进性特点，“保守”或“彻底”之争就容易解决了。实际上，英国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是英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之一。评价英国革命的历史地位，不在于它是“保守”还是“彻底”，而在于它影响历史趋势的指向。对其他一些问题，如“光荣革命”、议会改革、工人运动、工党以及自由党、保守党的评价，若放在同样的视角下进行考察，也就会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
    除政治制度史之外，社会史研究是近十几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一个领域。马克垚的《英国封建社会研究》一书可称为这类研究的代表作。它从阶级、生产关系、所有权角度考察了中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制度、规章及法权思想〔43〕。作为第一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英国在起步之初走了不少弯路。这些弯路所造成的社会恶果最突出地表现在劳工问题、妇女问题和贫穷问题上，重温这段历史，回顾英国怎样纠正这些弊端，对发展中国家显然有一定的警示作用。钱乘旦、马孆、陈晓律出于这一动机，写了《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三本书，从三个方面重现了英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反映了三位作者对近代英国社会问题的观察力。 刘景华的《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中国纺织出版社 1994年版）也是一本以英国现代化经验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专著。迄今为止，英国经济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还不多。1982年出版的刘淑兰的《英国产业革命史》，只有150多页。王章辉、 孙娴主编的《工业社会的勃兴》打破了工业革命研究中的“三段式”，对“农业革命、开放体制、工业化道路、人口问题、城市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作用等专题”分别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44〕。陈紫华的《一个岛国的崛起--英国产业革命》对英国工业革命进行了比较透彻的探索。它试图从商业、农业、人口、科技、工业、交通、生产组织形式及“工业文明”诸方面反映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上达到了“再现历史全貌”、“避免简单化”〔45〕的目的。应该说，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一本全方位阐述英国工业革命史的专著。不过从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史的重要性看，一本专著毕竟是太少了。
    回顾都铎史研究，应特别指出戚国淦在都铎王朝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发表了《介绍英国历史学家乔·鲁·埃尔顿》一文，倡导开展对英国都铎王朝史的研究。近20年来，在他主持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不仅出版发表了一批富有新意的论著，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较大的创新。比如，他撰写的《十六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一文，将16世纪前后的中国与英国都铎王朝进行对比，说明从16世纪开始，英国为什么日趋强盛、中国为什么渐趋衰弱〔46〕。
    中英关系史研究一向受到学者们重视。老一辈学者王绳祖的专著《中英关系史论丛》于1981年出版，书中收集了他的6篇论文， 这些都是他在查阅了大量档案后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体现了他在中英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治学风格。 年轻学者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 -1941年》、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等书，不仅选题恰当，内容集中，而且史料丰富，达到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陈启能主编的《香港与英国的殖民撤退》虽然篇幅不长，却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萨本仁和潘兴明的著作《20世纪的中英关系》是对本世纪中英关系的一个总结。虽然该书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诸如资料收集方面的一些困难，但仍较全面地阐述了近100年来中英两国关系的演变过程， 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趋向。
    150年来的英国史研究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反复，但总的来说， 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这就是从无到有，由浅入深，逐步发展壮大。尤其可贵的是，从事英国史研究的学者从一开始就抱着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愿望，使这门学科日益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英国史研究仍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许多旧的研究课题需要深入，新的课题尚待开拓。因此，凡致力于英国史研究的同仁，特别是青年史学工作者，还需要提高理论素养，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多出研究成果，以不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注释：
    〔1〕林则徐译撰《四洲志》， 辑为王锡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秩。
    〔2〕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
    〔3〕《大英国志》，光绪辛巳年（1881）上海益智书会版， 序言第2页。
    〔4〕李思伦白（J.Lambert Rees）辑译《万国通史续编》， 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广学会版，卷一序一。序言由中国人作。
    〔5〕葛尔云著，马林（W.E.Macklin）、李玉书合译《英民史记》，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第1页。
    〔6〕《北洋学报》第11期（乙编政艺部）《英国变政小史》， 第1页。
    〔7〕《东方杂志》1904年第8期，第309-311页。
    〔8〕《东方杂志》1904年第6期，第120-122页，录自《中外日报》。
    〔9〕《东方杂志》1905年第3期，第64页，录自《时报》。
    〔10〕罗罗：《爱尔兰民族运动之成功》，《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13号，第6页。
    〔11〕余汉华：《霸气消沉之英帝国》，风华书店1932年版， 第5页。
    〔12〕蓝公武：《英国政制论》，《大中华杂志》1915年第1 卷第1期。
    〔13〕《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2卷第1期。
    〔14〕《民族》1935年第3卷第5期。
    〔15〕《现代史学》1936年第3卷第1期。
    〔16〕《史学年报》1938年号。
    〔17〕《史学年报》1938年号，第322页。
    〔18〕《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1卷第1-2期连载。
    〔19〕林举岱编著《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1、152页。
    〔20〕刘祚昌著《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21〕参见林举岱《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及其意义》，《历史教学》1956年第8期第35-39页。
    〔22〕林举岱著《英国工业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后记”。
    〔23〕参见《学术月刊》1963年第4期。
    〔24〕戴克光编译《英国工业革命和宪章运动》， 四联出版社1954年版，“前言”。
    〔25〕参见《历史教学》1959年第11期。
    〔26〕参见《中学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
    〔27〕参见《历史教学》1956年第12期。
    〔28〕《蒋孟引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165、166-195、270-294页。
    〔29〕《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第123、125页。
    〔30〕《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
    〔31〕各篇内容及发表时间可参见《蒋孟引文集》。
    〔32〕《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年版。
    〔33〕王荣堂著《英国近代史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绪论”。
    〔34〕林志敏：《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复旦学报》1981年第3期；冉隆勃：《文官制度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 《西欧研究》1986年第6期；胡其安：《英国的文官制度》，《群言》1988 年第7期；王铭：《英国文官制度的演进、特点及其影响》， 《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35〕《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36〕《谈谈英国的立宪君主》、《英国议会制度的演变》，《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1、3期。
    〔37〕钱乘旦、陈晓律著《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38〕程汉大著《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序第4-5页。
    〔39〕沈汉、刘新成著《英国议会政治史》，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第3页。
    〔40〕《略论英国两大政党的起源》，《史学月刊》1981年第3 期。
    〔41〕阎照祥著《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42〕《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结束语”。
    〔43〕《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4〕王章辉：《1995年英国史研究综述》，《世界史研究年刊》1996年总第2期，第125-126页。
    〔45〕陈紫华著《一个岛国的崛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2页。
    〔46〕《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