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是清朝乾嘉时期杰出史学家赵翼（1727—1814）最重要的一部史学著作。该书共分三十六卷，五百七十八条目。①它以札记的形式，对所有二十四部正史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不仅对每部史书的成书经过、史籍体例、材料来源、内容正误等一一进行考核，而且互相比较，对各书编纂方法的得失，叙述手段的优劣，史料价值的高低等，也进行了详细的评介。更重要的，该书用比较研究和归纳研究的方法，抓住有关历代治乱兴衰和风会变化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分类条列，综合叙述，再加以归纳，进行研究，发表评论。赵氏此书问世以前，没有任何人这样做过。因此，《札记》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赵翼生前，诗名远播，与袁枚、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氏死后，他主盟诗坛十余年，独雄一时。②而在他身后，他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札记》，却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嘉、道年间，一些学者开始把《札记》与当时在史界声誉极隆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以下简称《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以下简称《考异》）并提。③这就是乾嘉时期三大史学名著的由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赵氏《札记》的影响越来越大，不独远远超过王、钱二书，甚至名扬海外，受到国际上不少学老的推崇。④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重大变化，也是赵翼本人生前所未曾料到的。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囿于传统的偏见，把《札记》与《商榷》、《考异》称之为乾嘉时期三大考史著作。从清入周中孚始⑤，直到如今，许多著作与研究文章均持如是说，几乎很少例外。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札记》的实际情况，也反映论者对《札记》的特点认识不足。它表明，对《札记》这部有重要地位的史学名著，有深入研究之必要，对它的认识和评价，有重新探讨之必要。
    既然人们把《札记》与王、钱二书并列，我们不妨将他们作一比较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发现赵氏《札记》无论在史识、史法等方面，与二书究竟有那些重要的不同。
    一
    首先，从内容上比较。
    王氏《商榷》（一百卷）的内容，主要是对十九部正史（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前的十九部）进行考证。王氏之前，考史者多仅以前四史为限。王氏考十九部正史，在当时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他主要的工作是校勘，即“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并着重于典章制度和史事的“诠解蒙滞，审核蹐驳”⑥，也有某些评论史书优劣和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内容。钱氏的《考异》（一百卷），主要是对二十二部正史（除《旧五代史》和《明史》外。另列《续汉书》二卷，实已收入《后汉书》中）及其注释的文字、年代、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名物等，进行校勘，判定是非，纠正讹谬，查补脱漏，以使史籍“条理贯串，了如指掌。”⑦钱书所考正史，较王书又多三部，且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即事实之确凿，因而绝少议论。由于王鸣盛、钱大昕兼通经史，学识渊博，治学谨严，著述勤奋，因此，他们在史籍的校勘、审核、辨析方面，在疏通史籍内容、纠正讹误方面，取得了令人钦服的重大成绩，人们至今蒙受其惠。但是，我们也看到，王、钱二书的内容仅限于史籍的考证而已。
    赵氏《札记》的内容与二书有很大的差别，不仅限于考证，应该说是丰富得多。它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考史，内容约占全书的28％，共约160余条。⑧它对全部二十四史，考证其著述沿革，史料来源，对比评介其编纂、体例诸方面的得失优劣，校勘其讹误，指出其牴牾之处。例如《史记》，有“司马迁作史年岁”，“各史例目异同”，“史记编次”，“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史记变体”，“史记自相歧异处”等条目，对作者、体例、编纂、书法、脱漏、牴牾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和评介；还与《汉书》对比其优劣之处，如“史汉不同处”，“史汉互有得失”等。甚至进行了具体而细微的比较，如“汉王父母妻子”，“过秦论三处引用”。《史记》如此，其他各部正史莫不如此。所以，同是考证，亦有不同于王、钱二书的地方。“他对史籍的考订，可以说是对清朝以前的二十四部纪传体的正史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⑨这个工作实在大有益于后学，对人们研读正史起了入门的向导作用。周中孚对此评论说：“其持论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⑩《札记》的主要部分，是评述“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11）也就是说，对历史上有关朝代治乱兴衰、风气变化等特别重大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赵氏虽自称这部分是“随所见附著之”（12），不过是遮饰之词，因为它占了全书72％以上的内容。赵氏这样说，一是由于当时考证之风甚烈，不言或少言考证，必犯众难；二是由于文网太密，以此可掩人耳目罢了。因此，《札记》的主要内容，正是赵氏以他的卓越史识，用对比、归纳的方法，为人们勾勒出历朝历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并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以西汉为例。赵书列有“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汉儒言灾异”，“汉时以经义断事”，“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上书无忌讳”，“上书召见”，“汉武用将”，“汉使立功绝域”，“武帝时刑罚之滥”，“汉诸王荒乱”，“汉外戚辅政”，“西汉外戚之祸”，“王莽之败”，等等。这些条目之内容，为人们描述了西汉历史的大概，使西汉盛衰和风气变化所涉的重大问题，如西汉政治制度的演变，汉儒的特征及其对政局的影响，西汉选举制度的本质，汉武帝用人的特点，拓边汉将的胆略与功业，外戚集团的发展，乃至当时的社会风尚、婚娶习俗等，一一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其中“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一条，对战国以来直至西汉初期布衣将相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论述了此后终以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制代替以前数千年世卿世禄之局的重大变化，从而指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虽然赵氏不能给予科学的解释，也找不到变化发展的真正原因，只得归之于天意。但他的识见与眼光，是令人惊异的。即使如汉多黄金而后世日少等内容较细微之分析，亦能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增长知识。这也表现了赵氏治史的特点。西汉如此，各朝代均如此。如光武多免奴婢，东汉宦官害民，魏晋的九品中正，六朝的清谈，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唐代宦官和节度使之祸，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宋朝制禄与恩赏之厚、恩荫之滥，金代猛安谋克散处中原，元制百官皆以蒙古人为之长，明初文字之祸，明代内阁首辅之权最重，明万历中矿税之害，等等。这些皆历朝历代的重要问题。它对于人们认识和评价历史上的这些问题，研究历代政治制度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情况，无疑有重大的帮助。而且，作者笔触所到之处，常常启发人们把读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引用“古方”对“今病”下药诊治。难怪有些研究者认为，这已是在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全面剖析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