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出现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在其勃兴之初便飘然传入了东亚的中华大地。对于这一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得风气之先的中国新闻出版界和知识界极为关注。本文拟就以当时在国内享有盛誉的综合性半月刊《东方杂志》和时事性周刊《国闻周报》为对象作一个案研究。希冀通过对这两份杂志所载有关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著述的具体分析，得窥20年代中国新闻出版界和知识界对法西斯主义的最初反应及其评析。
    一
    在20年代的中国新闻出版界中，创办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的地位和影响是公认的，其销路也雄踞当时各杂志之冠；作为1924年崛起于上海的《国闻周报》在这一时期也影响日隆，被报史专家赞为“态度严肃的时事性刊物”。在2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初起之际，这两份著名刊物刊载了大量的有关著述。据统计，当时这两份刊物刊载的相关文章总计127篇，其中文章99篇，译著28篇； 文章中直接寄自欧洲各国的通讯9篇，译稿的原文来自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的各类出版物15种， 其作者遍布意大利、日本、法国、美国、德国和瑞士等地。由此可见，与同时期的其他同类杂志相比，《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发表的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著述不但数量可观，而且质量颇高。
    占文章总数达22%的译稿则有取材广泛、理论色彩浓厚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原文的取舍也体现出编者的观点和倾向。读者透过这扇窗户，既读到了国外学界、政界名流的有关宏论，又看到了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分子的不少“自白”。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这两份杂志的编者和撰稿人对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高度重视，他们尽可能地为读者了解这一主义提供了较为客观和可靠的资料。
    从撰稿人角度观察，首先，这批撰稿人早年多接受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有的还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早期团员；其次，这批撰稿人文化程度高，或为留学欧洲、日本的青年学子，或为国内著名教会大学和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或为自学数门外语而成绩卓著者；第三，这批撰稿人中有些为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目击者，亲身经历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使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较为全面公允；第四，这批撰稿人多为新闻从业人员，或为资深编辑，或为国内杂志的海外通讯记者，新闻记者所具备的敏感为透视法西斯主义起到了不言而喻的作用。
    二
    众所周知，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萌芽时期可上溯至1914年的意大利，经过8年的潮涨潮落，1922年10月31 日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才得以正式组成。历史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出现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立即引起世人的瞩目。
    《东方杂志》对法西斯运动的最初关注始于1921年7月间， 那时一位笔名为“W”的撰稿人对法西斯运动进行了最初的报道〔1〕。随着时间的推移，法西斯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法西斯政权的正式上台，这两份杂志的撰稿人对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过程和实质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和分析。
    一些撰稿人深刻地写道，战后意大利政府腐败无能、经济危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此平彼起”，中产阶级极为不满现状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细察之下，法西斯运动发韧于1919年3月， 斯时社会党中道变节的叛徒墨索里尼发起组织这一以誓死反对布尔什维克为宗旨的政党。这一政党发展迅速，其组织也从最初的无一定办事机构的秘密结合进化成有纪律有组织的秘密军队。这一以退伍官兵为主要成员的团体疯狂地捣毁工会和一切劳动团体，捣毁社会党的机关报社并暗杀其领袖人物，破坏合作事业。而在1919-1921年中，意大利政府把它当作惩治“跋扈”政敌的工具而怂恿之，普通民众视其为“恢复治安奠定国是”的中流砥柱，资产阶级则予以暗中资助，甚至意大利国王也表示同情。在这种举国上下人心思定的心理作用和实际支持下，法西斯党声势日益坐大，其在意大利政坛中的地位也因此变得举足轻重〔2〕。
    这些撰稿人强调指出，在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初，它除了仇视社会主义外，并无其它的理论和政见，更无确定的主义。质言之，它只是“资本阶级对于社会主义之一种反抗运动”，既反对“势力澎湃得太厉害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3〕。 胡愈之认为，直到法西斯政权上台后，它的旗帜才渐次鲜明，变成一种包含下列倾向的主义，即极端的国家主义；武力主义；反民主、反议会政治；反共产主义、反阶级斗争；拥护资产阶级；以党治国；英雄主义。由于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倾向，所以从根本上说它并没有根本的理想，即便有理想也是那种自相矛盾、无法一以贯之的东西。胡愈之因此预言，墨索里尼上台的结果，“要不是把意大利变成拿破仑的德国，一定是变成俾斯麦的德国吧。”〔4〕
    三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内政外交及其实质是这两份杂志撰稿人最为关注的内容，由此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性质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人们普遍注意到，由于法西斯政权采取了一些措施，意大利全国表面上“颇为安定”，财政和经济亦“颇有进步”，因此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和拥护。然而，何作霖断言，这些并不是法西斯政权给意大利人民带来的福祉，而只“不过是适逢其会罢了”〔5〕。事实真相是，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前所未有的独裁政治给人民带来的除了痛苦还是痛苦。
    众多的撰稿人从各个角度明确地指出，这种前所未有的独裁政治首先表现在法西斯政权血腥镇压一切反对派和反对者上，凡对政府稍有不满者，“则捣毁其房屋，不足则搏杀之；”〔6 〕秘密警察遍布社会各个角落，为非作歹；社会主义运动惨遭取缔，劳工运动亦被严厉镇压，结社集会言论自由荡然无存〔7〕。其次， 法西斯政权操纵选举和议会，杀戮反对派领袖，意大利议会政治正趋向崩溃。在法西斯政权的暴力强压下，有利于其独裁统治的新选举法得以实施，改选后的意大利国会成了“棒喝团的清一色了”，而法西斯党操纵下的国会已失去了其固有的权力，完全变成了法西斯政府乃至墨索里尼的“傀儡”〔8〕。 “顺我者昌，逆我者死”，1924年6月，奋起反抗的意大利众议院议员、 统一社会党政治书记马泰奥蒂为此遭到谋杀，其他遭受侮辱的意大利著名人士则不计其数〔9〕。第三，法西斯党不择手段地全面推行法西斯化 ，意大利社会被笼罩在了法西斯魔鬼的阴影之下。法西斯政权改革教育制度，同时对青年和儿童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党化”教育。法西斯政权还计划发起纪念著名诗人但丁遗体的活动，以此强化所谓的国家和民族意识。
    在国内政权稳定之后，法西斯政权的对外政策立即显示出了其穷兵黩武、威胁欧洲和平、妄图建立意大利帝国的另一面。胡愈之连续撰文指出，这种野心首先表现在其蓄意侵占希腊的科孚岛（旧译哥甫岛）上，这是墨索里尼“侵犯政策的第一次开刀”；同时还表现在意大利借口阜姆问题向南斯拉夫发出的最后通牒上，因为这“自然是对弱小国家的一种威胁”〔10〕。其次，在“恢复罗马帝国的威权”的口号下，意大利的殖民政策显得是那样的野心勃勃。它想占有北非的重要海港和小亚细亚的门户，并进而占有地中海的重要岛屿，成为地中海的主人。这种“狂妄的气焰”在意大利军人的格言中也表露无遗〔11〕。第三，在穷凶极恶地意欲完成其霸业的过程中，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还运用外交手段，在欧洲诸国中纵横捭阖，或心怀鬼胎地联英、联德抗法，或假惺惺地与希腊、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等邻国修睦，以达攻守同盟之目的。意大利与苏俄建交也是别有用心之举，其真实目的“是在于谋俄国富源的掠夺”〔12〕。
    四
    在全面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的撰稿人还注意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化倾向，注意到了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欧洲范围内正兴起的独裁政治的逆流，他们期待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运动的早日胜利。
    1923年初鲁尔危机爆发后，新兴的德国纳粹党借机兴风作浪，胡愈之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希特勒（旧译希德娄）为首的纳粹党的主张和策略与意大利法西斯党相同，故而可称之为德国的法西斯党，而希特勒便是德国的墨索里尼了，“替德意志共和国着想，真要替她捏一把汗了”〔13〕。1930年德国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一跃而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对此正留学德国的朱契便意识到这是因为纳粹党仿照意大利法西斯党，倾向独裁政治，主张报复主义等颇为迎合一般民众心理的缘故，所以其胜利“早在一料想之中了”〔14〕。法西斯主义也传到了法国。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前后出现了8个独裁国家，即匈牙利、 西班牙、阿尔巴尼亚、葡萄牙、波兰、立陶宛、南斯拉夫和希腊等，甚至远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和南美洲的智利也同样为独裁者所霸占。人们不禁惊呼，这是“民主主义销声匿迹、狄克推多制气焰日张的时代。时势所趋，大有莫逃命运之概”〔1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为什么泛起这股独裁政治的逆流，这些撰稿人从理论上作了初步的透视。他们认为，随着20世纪的降临，议会政治的黄金时代已随风而逝，其基础逐渐动摇，议会政治和独裁政治今后势必成为两大政治的对峙；这种独裁政治不同于昔日的贵族或君主式独裁，而是政党领袖或政党式的独裁〔16〕；凡出现独裁政治的国家，大多数都到了其兴亡盛衰的紧要关头，国人以为独裁政治确比以往的政治组织要出色得多；其独裁者则多为军人出身的强人，他们往往不顾一切以一种历史上乱世英雄的强人面目横行于世。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凡国基稳固、国运隆盛的国家对独裁政治则有不同凡响的免疫力，在那里独裁者和独裁政府往往无法得逞。总这，由于现代各国政治还没有发达到以民主为唯一理想的程度，再加以国民政治训练不足、小党林立、执政党腐败，坚强的中央政府权威的建立困难重重，这些无疑都是独裁政治出现的温床〔17〕。
    独裁政治是一种反动的政治，它决不能够长存于世，这几乎是所有撰稿人对独裁政治未来发展所得出的众口一辞的结论。仲云认为，独裁政治不过是一时的权变，一旦将来各国秩序得以恢复，国家状态便能“亦归久轨”；独裁者自信过度，横行霸道，其结果必是上下离心，导致发生革命，到那时“也许便是独裁政治的末日了。”〔18〕1923年9 月上台执政的西班牙独裁者米格尔·德里维拉于1930年1 月在一片反对声浪下黯然下台，不久在巴黎去世。消息传来，杨历樵兴奋不已，因为他从德里维拉的命运看到了欧洲独裁者的共同命运〔19〕。
    在这些撰稿人看来，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以意大利为例，维护民主政治的力量始终没有停止过战斗，广大无产阶级对法西斯统治深恶痛绝，抗税的农民暴动不断，行刺墨索里尼的案件仅在1927年便发生了3次。 身居巴黎和纽约的几十万意大利侨民公然举起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义旗，他们不断组织起种种反抗活动，而且还设法防止法西斯主义流入美国〔20〕。另外，历史上曾支持过法西斯运动的意大利政界要人乔万尼·焦利蒂一旦识破了墨索里尼独裁政治的本质后，便义愤填膺地领导硕果仅存的热爱自由主义的议员们进行了反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1〕。然而，由于意大利国内反对党意见不一，以及没有武力援助等原故，推翻法西斯政权的前景自然任重而道远。但是，人们深信，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虽盛极一时，然而无论从历史经验看，还是从实际情况看，墨索里尼铁血般的高压政策必会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抗。
    五
    法西斯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和影响，亦成为《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撰稿人的关注对象。中国需要法西斯主义吗？中国存在法西斯主义吗？这些都是人们期望拿出答案的问题。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中国的渗透一贯是不遗余力的。1926年4月25 日出版的《国闻周报》就曾刊登过墨索里尼的代表嘉纳侯爵的特稿《法西斯底党人之对华希望》，以所谓意大利的历史经验为例，危言耸听地指出共产主义将给中国带来“危害”，声称“凡中国领袖将起而作此运动者，慎毋忘法西斯提主义之箴言”云云。而此篇特稿的译者蔡受百则在其“附志”中称此文“语极警辟”，希望“国人当以先睹为快”。这种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一抉择的论断立即遭到了人们的迎头痛击。同为《东方杂志》撰稿人的何作霖认为这种主张“真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中国既无墨索里尼式的人物，中国的国民性也和意大利完全不同，“若果冒然去仿效他，不但没有利益可见，反使社会益陷于纷乱而已！”〔22〕这一批评虽然没有触及法西斯统治的实质，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激昂情绪，却是跃然纸上。楼桐孙在撰文介绍墨索里尼的文章结语部分特意增添的一段话颇可玩味，可谓道出了许多撰稿人的心声：“最后还有一句话：这篇文章可说是应时点缀品，并非我就崇拜慕沙里尼，我就为棒喝主义宣传。正是相反：我是始终最表同情于被压迫的劳工阶级而以世界大同--国家主义的另一端--为政治最后理想的。”〔23〕
    20年代的中国在内处于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最为黑暗之际，在外则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变本加厉的欺凌。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所作所为，再反观中国苦闷的现状，这些撰稿人不禁浮想联翩。1925年5、6月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因一小小的涉外案件小题大作，对阿富汗大发淫威，迫使后者屈服。联想起英国在上海、汉口和广州沙面随意杀戮数十数百中国“安分良民”，不但不接受中国的正式抗议，反而认为中国“赤化排外，死有余辜”的情景，胡愈之拍案而起：“所谓国际正义，原来如此。现在许多人还主张以公理反对武力，应该觉醒了吧！”〔24〕1925年12月，英意就重新划分它们在埃塞饿比亚（旧译亚比色尼亚）势力范围问题重新签署了新协定，这令正在瑞士日内瓦的夏奇峰触景生情：“而世之国家如我者，其处境与亚比色尼亚几乎于无比相同，不知国人闻之，其感想为何如也！”〔25〕黄幼雄则透彻地指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为换取英国对其外交政策的谅解，竞支持英国的对华政策，中国成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外交天平上的一个砝码〔26〕。1927年6月8日，另一位笔名为“天生”的撰稿人在研究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巴尔干问题与法国争雄不已的现状后，感慨地写道：“吾人在东亚，则亦有东亚之法西斯主义与巴尔干问题焉，纵书至是，掷笔四顾，真不知感慨之何从矣。”他还注明特意撰写此文的心境：“伦敦，6月8日，日兵炮轰济南城后之周月。”〔27〕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穷兵黩武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其一份忧国之心不言自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