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危机”是近年来史学界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中国史学界的现状是否处于危机状态，窃以为不然。
    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革命的批判精神清除了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陈腐观念，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了中国史坛，从而给史学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当然，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具体研究也不无缺点，但是，拓荒者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界更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研究的领域日益扩大，新的史料不断发掘，新的成果层出不穷，这都说明史学研究正在向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发展。近来随之而起的对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包括吸收“三论”在内的国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必将推动中国史学更加繁荣。
    充分肯定史学界在建国以来，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它已经达到了无可发展的地步，有待改进和提高的方面仍然很多，但这绝不是什么危机，而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历史研究如何参与现实、服务于现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这是现实向史学界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其二，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与渗透已是大势所趋，研究的视野将会更加扩展，新的课题会应接不暇，研究方法也会更严密更科学，适应这种新要求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责任。
    那么，史学界如何接受面临的这场挑战，从而使之保持活力呢？我以为应当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建立史学理论。没有史学理论，历史研究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找出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也就失去了它的科学价值与社会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工作相当薄弱，基本上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了史学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史学工作者的思想，限制了他们视野的扩展。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具有总的指导意义，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等同于史学理论。只有重新学习和认识唯物史观，正确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的有关成果，从历史科学的研究实践中，总结、整理中外史学，尤其是中国史学的优劣得失，建立具有我们自己特点的，不同于自然科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的史学理论，才能从整体上指导中国史学的发展。
    第二、拓展研究领域。人类社会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历史现象，客观上要求历史研究也应当综合全貌，有血有肉。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范围十分狭窄，基本脱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的框架，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应当对政治史，农民战争史等继续深入研究，而且应当开展对于文化史、社会史、军事史、城市史、地方史等专史的研究。对于那些与现实社会具有一定联系、能够提供借鉴的课题，尤其应当着力研究，比如人口、婚姻、家庭、社会生活方式、民族文化心理等与现实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都是我们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
    第三、改进研究方法。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任何一次大的突破都是以方法论的突破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是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它的生命力就在于随着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能力的深化而不断创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历史科学也应吸收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举凡比较法、计量法，以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数学等，我们都应当积极学习、吸收其有益的方法。
    第四、让历史学走出史学界。长期以来，历史学不能引起史学界以外众多人们的关心与兴趣（除少数历史通俗读物及教科书外），许多有关历史的论著很难走出史学界而面向社会，甚至成为史学工作者“互相传阅”的什物，除了历史学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性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学著作的内容和形式很少改进。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注意论著的学术性与专业性，而且应当注意它的可读性，才能扩大读者面，使历史学走出史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