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第二次书信联系，是在第一次之后不久的1949年12月。当时北大正准备在12月17日（按：1949年以前北大把12月17日定为校庆日，1949年后改为5月4日。--作者）举行第51周年校庆。经校务委员会秘书请示时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的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和秘书长、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同意，决定用北大全体师生的名义，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回来参加校庆，并请他给北大校徽题字。这封信说：“十二月十七日是北京大学第五十一周年校庆纪念日，为了庆祝这解放后的第一次校庆，我们准备在十七日上午举行简单的庆祝仪式，……我们热烈地盼望您能在这一天回到学校里来，给我们一点指示。要是您有空，无论如何希望给我们写几句话，给一点指示！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的，最近我们要制新的校徽，想请您给写‘北京大学’四个字，希望您能答应我们。”〔19〕信尾署名“北京大学全体师生”。信于12月12日发出，寄往中南海，但过去了整整一个冬天，却渺如黄鹤，没有回音。后来了解到，原来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代表团离京，前往莫斯科， 同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去了，直到3月4日才回到北京。这段时间他不在，因此没有回信，这是不足为奇的。毛泽东外访近三个月，回国后有大量积压的重大问题需要处理，其劳累与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但他对北大题写校徽的要求，并没有忘怀，仅在12天之后，3月17日， 毛泽东就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把亲笔书写的四个遒劲有力的校徽题字“北京大学”函发到了北大校长办公室。办公厅秘书室还致交一信，内称：“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查收。”〔20〕北大校务委员会当即决定在全校师生中广泛征求校徽图案，随后即制成长4厘米、 宽1.5厘米，印有红底白字和白底红字两种长方形横牌校徽， 前一种教职员工佩戴，后一种学生佩戴。从50年代初起，一直使用至今。据悉，为高校题写校徽，毛泽东这是第一次，它再次反映了毛泽东对北大的关怀。
    众所周知，在北大历史上使用过两个校徽：其一是1917年由蔡元培请鲁迅设计的等腰三角形状并由鲁迅书写篆体“北大”两字的竖牌校徽，1949年前一直使用；再就是毛泽东书写的这枚校徽。从鲁迅设计到毛泽东题字的两枚北大校徽的延续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大的光荣历史。
    距离这次题写校徽仅仅一个月之后，北大的师生员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31周年，筹办有关史料展览，又和毛泽东发生了第三次联系。1950年4月20日，一封信函由北大发出，其中写道：
    毛主席：
    我们学校为了纪念五四，预备盛大庆祝，并举行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史料展览，想请您给我们一幅题字，以增加展览的价值。希望您答应我们的请求。因为还要匀出装裱的工夫，更希望早几天写给我们。谢谢您！敬祝身体健康。
    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
    谨启四月二十日〔21〕
    同一天，北大学生自治会也给毛泽东寄去一信，请他为学生会的刊物写点文章。毛泽东在收到这两封信后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 即写了如下题词：
    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
    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22〕
    随后，他又在4月28 日给北大学生自治会写去一信说：“四月二十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敬祝进步。”〔23〕这第三次联系，除了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对北大奉献一片爱心外，就是他写了意义重大的题词“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这既是他对北大师生的厚望，也是他对全国知识分子的厚望。
    在“文革”中
    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第三回发生联系，是在“文化革命”中。这是发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联系，它既不像第一回五四前后，毛泽东作为一个青年受教于北大的那种近似师生之谊的联系；也不像第二回建国之初，毛泽东作为胜利者回到北京仍眷恋故旧，双方充满关切激励之情，犹如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这回，毛泽东已进入老年，权力达到顶峰。正像已被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回毛泽东和北京大学之间的联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联系，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联系。
    于此我想顺便指出，建国以后，尽管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并没有忘记北大，还是不时给予关怀。比如，50年代后期，他曾亲自提名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到北大任哲学教授，以加强北大哲学学科的建设；1957年夏天，他对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两次著名发言所作正确批示，〔24〕给了这位以敢于讲真话提意见著称的知名学者以保护，使之幸免于随即到来的那场政治灾难；他还曾邀请北大教授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等到中南海颐年堂吃“四面八方人马饭”〔25〕，以表示对知识分子的关心。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北大的一种细心的关注。但是，由于老年毛泽东思想脱离实际，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看待一切，对进入60年代以后的国内形势愈来愈不满，尤其是文教战线，自然也包括北大在内。1966年5月25日， 当时任中共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与哲学系的另六位教工联名签署写了一张诬陷、攻击中共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张贴在大讲堂东向南侧的墙上。一时校内大哗，人言汹汹。康生把这张大字报的抄印件送给了时在南方考察的毛泽东。6月1日，毛在一份《文化革命简报》上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26〕十分明确，在毛的心目中，这时的北京大学已是一个“反动堡垒”了，要“打破”之。当晚，新华社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燎原野火，就由北大烧向了全国。
    与此同时，老年毛泽东还对北大作出一些极不寻常的表示。1966年8月，他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 又称誉聂元梓的大字报是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说它“写得何等好啊！”并在天安门城楼亲自单独接见了“大字报”作者和北大的部分师生代表。这样，那个“得志便猖狂”的北大“校文革”女头头，就被当成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和英雄，吹上了天，而北大的广大师生则被推向了无边的灾难。
    这时及以后，北大校园还经常流传一些毛泽东有关北大的所谓“最高指示”。其中人们说得最多的一条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一些著名科学家和知名教授，其实与政治并无牵连，只是因为生活在北大，又有影响，就被当作“王八”或“神灵”揪了出来，戴高帽、挂黑牌，上“斗鬼台”，关“黑帮大院”。一时之间北大被认为是由党阀学阀专了政的地方，最高学府变成了恐怖世界、文化荒漠。
    当然，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也作过有益于北大的举措。比如他曾严厉批评“校文革”的那位头头，遏制了她的恶性发展；对北大的有些学术代表人物进行过保护，如亲自作指示把冯友兰、翦伯赞从“劳改大院”“解放”出来，“给出路”。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27〕这些措施，对当时的北大也起过积极作用。
    本世纪内，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过两次以文化为标签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一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本世纪早期；再一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是在下半期的60年代。这两次运动都发生在北大，对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产生过性质不同的深远影响；而毛泽东同这两次运动，同北大都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与北京大学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缘分从五四始，以“文革”终。它曾给北大人带来过巨大的幸福和喜悦，但一度也产生过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教训，将是长谈不衰的历史话题，值得品味和研讨。
    注释：
    〔1〕《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365页。
    〔2〕请参看拙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39-147页；拙文《一个可信的自我判断》， 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现在北大档案馆还可以看到有毛泽东签收字样的1918年12 月、1919年1月、2月全校工资发放册，由此可以证实毛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时间。
    〔4〕蒋梦麟：《西潮》，台北1994年版，第237页。
    〔5〕《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6〕《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 （民国六年五月三日公布），北大档案馆存件。
    〔7〕《毛泽东自述》，第33页。
    〔8〕（美）伯恩斯：《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280页。
    〔9〕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
    〔10〕载《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增刊。
    〔11〕《毛泽东自述》，第39页。
    〔1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13〕毛泽东本人曾说过：“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 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 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毛泽东自述》第32页）
    〔14〕1917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说：“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87页）
    〔15〕《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1日。
    〔16〕这是当事人的回忆。回忆件现存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
    〔17〕原件藏北京大学档案馆，又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20 页。
    〔18〕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访问师哲记录。1992年春。
    〔19〕〔20〕〔21〕〔22〕〔23〕原件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24〕1957年5月6日，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写道：“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见《作家文摘》第215期转载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一文； 毛在另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讲到1957年的整风运动时也写道：“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批评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
    〔25〕1957年4月11日，毛在中南海颐年堂请周谷城吃饭， 北大教授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等参加。毛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9页）
    〔26〕转引自席宣、金春明：《“文化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27〕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