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作出不同的概括。对这一问题虽已有人论及，但如果不对两人的这种思想进行比较，就往往显得说服力不强。本文试从他们对腐败现象的高度警惕、对腐败原因的分析、对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认识、对廉政建设的根本措施的选择这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比较全面地、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他的这些新思想为中国的廉政建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一、既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又辩证分析腐败问题，避免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
    社会主义社会中会不会产生官僚、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的、曾引起过长期争议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廉政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就不同。
    马克思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及其所采取的所有公职人员由民主选举、罢免等方法，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存在官僚机构复活或官僚化的问题。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马克思相同。〔1〕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改变了上述看法。他多次指出， 官僚主义在苏维埃机关中和党的机关中都严重存在，如果不彻底清除，就会把我们毁掉。为了清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列宁晚年在理论上、实践上都进行了努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宝贵思想。但是，由于他过早地去世，他未能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这一问题被留给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留给人们的不是与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成果和经验，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存在的弊端，以及围绕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广泛而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官僚、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问题，而是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及社会主义能否遏制和消除它们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本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各国的剧变充分说明，是否重视及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在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及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有明显的不同。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他晚年却走进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给党、人民和国家造成了灾难。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廉政建设，提出过许多光辉的思想，采取了许多在当时行之有效的措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旨在清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四清”等群众政治运动。他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可以说，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警惕党和政府内出现贵族阶层，避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重蹈旧政权因腐败而灭亡的覆辙，这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极为重视并苦苦探索以求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遗憾的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逐步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向发展，走进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从已经公开发表的建国以后毛泽东的文稿中可以明显地看出，1957年以后，他抨击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言词日益激烈。他认为官僚主义是导致部分地区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更重要的因素”。〔2〕他还赞同群众起来把官僚主义者打倒。
    60年代初，他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更加忧虑，抨击得更加猛烈。1962年1月， 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3〕在这里， 毛泽东开始把官僚主义者和蜕化变质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1963年5月， 他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更进一步展示了他的忧虑。他认为如果不抓紧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就会一起跑出来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我们的干部，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党就会变修，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4〕。1964年12月到 次年1月， 毛泽东在当时的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上的批语，进一步认定党和政府内已形成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5〕在这字里行间， 充溢着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分子、腐败分子的愤慨之情，但同时，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也扑鼻而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迹象也已充分显现。因为这时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已开始与他的“阶级斗争，一抓变灵”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思想结合起来。他的上述言论明显地改变了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官僚主义作风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他在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还使用了“死官僚主义分子”这一概念，并进一步认定他们是反革命分子的直接同盟军，因为他们不顾人民死活。〔6〕今天看来，人民群众同官僚主义分子、腐败分子的矛盾有些在一定意义上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是把这一矛盾完全等同于对抗性的阶级矛盾，难免造成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到了1966年，毛泽东认为以前的办法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因此他决定发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还认定，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每过七八年就要进行一次。结果，他的廉政建设思想深深地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7〕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从廉政建设的角度来看，它使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既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廉政建设，但又对党和政府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避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的继承和重要发展。
    反腐倡廉始终是邓小平思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从一开始，邓小平就以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敏锐眼光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不但深刻分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表现、危害和根源，而且深刻地阐明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毛泽东的有关思想观点，他所使用的一些术语，就与毛泽东完全一致。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指出，有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特殊化现象确实比较厉害，“应该看到，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8〕如果不坚决纠正， 必然腐化整个干部队伍。1982年4月，他又针对日益严重的贪污诈骗、行贿受贿、 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活动，用警钟般的语言提醒全党：“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9 〕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党和国家改变面貌，与毛泽东在60年代初使用的“党变修国变色”的术语，意思是基本相同的。邓小平认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0〕从中可以看出两位伟人对腐败现象的高度警惕和担忧。
    在高度警惕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这一点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有关思想，甚至直接沿用了毛泽东的有关术语。但是，邓小平不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分析腐败问题，从而避免了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
    邓小平认为，要把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同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本身区别开来。“我们反对特殊化，其实就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特殊化。”〔11〕这就是说党和政府里确实有一部分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搞特殊化。“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决不是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12〕可见，在邓小平看来，对腐败现象的状况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既不能估计不足，又不能估计过头；估计不足，会放松或丧失警惕、打击不力，最终会丧失民心，葬送共产党、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估计过头，会使人们产生错觉，似乎党和政府已腐败不堪，进而会使人们对廉政建设丧失信心，或者会把廉政建设引入歧途，这同样会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因腐败现象的严重性而否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主流是好的，也不因党和政府的主流是好的而低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只有这样辩证地看问题，才能既把廉政建设当作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常抓不懈，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主法制为手段，使廉政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
    二、着重从体制方面分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发展的原因
    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仅会犯错误，而且在它领导建立革命政权特别是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会产生损害人民利益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官僚化问题，所以就不可能分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列宁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原因有较多的论述，但侧重点不同。列宁虽然也注意到了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员的骄傲自满这一主观因素，也谈到了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但是他比较侧重于分析其经济、历史、文化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些客观因素，但是他比较侧重于从主观的思想意识方面探寻其根源。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指出，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之所以在党和政府中存在、发展，之所以在遭到打击后“又可以生长起来”，一是有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13〕二是因为共产党员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所以他要求共产党员要时时注意抑制骄傲自满情绪、批评自己的缺点。〔14〕把官僚主义比喻为世间“灰尘”，把骄傲自满视为沾染“灰尘”的内因，这在思维方式和逻辑上与他把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看作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或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按照毛泽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哲学观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出现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有关人员的思想“堤坝”出现了漏洞。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曾敏锐地预见到一些党员在革命胜利后会经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而蜕化变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曾多次说过：有些同志，自以为是老革命，或者是在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做事情往往主观武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或者自认为“老子昔日打天下，今日坐江山，昔日流血吃苦，今日特殊享乐”是天经地义，因此逐渐不思进取，腐化堕落。他认为官僚主义“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15〕在他看来，“骄傲自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是一个连锁反应的因果链。这后三种东西又都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流毒。他甚至断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16〕
    以上资料十分明晰地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认识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骄傲自满情绪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会使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产生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而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又必然派生出贪图享乐、争名夺利、贪污浪费、玩忽职守、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等等腐败现象。既然党和政府内产生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方面，那么，把思想建设作为“治本”之法放在首位，便顺理成章了。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有其合理性。但是，他明显地忽视了从经济、政治体制上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滋生发展的根源，当然也没有能够从改革经济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一角度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今天看来，这是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的一个缺陷。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从思想意识方面分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思想。从1950年到1992年，他曾多次指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他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是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把批判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同批判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结合起来。毛泽东十分重视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批判，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有时却相对忽视了对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分析和批判。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义主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17〕他认为，封建主义的残余在政治上表现为个人专断的家长制作风、个人崇拜、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特权观念、宗法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等，概括地说就是缺乏民主和法制；在思想上表现为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把领导人的意志作为裁决不同思想观点的标准，用组织的行政的制裁方式去解决思想问题等等，概括地说就是“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所有这些，都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他还特别指出，至于说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哪一个比较严重，这在不同地方和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总之，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18〕
    第二，着重从制度上和体制上分析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针对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错误，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却没有从领导制度和管理体制上去深入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也没有主要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的角度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19〕在邓小平看来，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是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滋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具体地说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权力过分集中。由于我们过去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所以，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这就必然造成官僚主义、个人专断，损害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制。权力过分集中是滋生官僚主义的总病根。第二，在我国的党政机关和各种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行政法规，缺少对于某一组织或领导者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规定和监督，结果往往产生个人专断、任人唯亲失职渎职、推诿扯皮、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拉帮结派等现象。第三，对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长期没有制定录用、考核、奖惩、淘汰、退休制度，结果实际上造成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铁饭碗、铁交椅”，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机构臃肿、冗员挡道，从而使上述现象难以铲除。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认识不同，意味着他们所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也不相同。毛泽东选择的是思想教育加群众运动，邓小平选择的是思想教育加改革，包括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注释：
    〔1〕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三卷，第271页。
    〔2〕〔1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5、476页。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6、293页。
    〔5〕同上，第十一册第265-266页。
    〔6〕转引自郑谦、韩钢著：《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36页。
    〔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4页。
    〔8〕〔9〕〔11〕〔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6、403、 269、366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13〕〔1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三卷，第935页。
    〔15〕毛泽东在1951年12月1 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加写了很长一段话。此处所引的即是其中的一句。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3期，第3页。
    〔17〕〔18〕〔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5、338、33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