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国共两党有了一个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纲领。此后，两党合作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革命力量得到迅速的发展壮大。本文试图在这个大背景下，探讨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军事工作的状况及造成这种状况的诸项因素。
    一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是否独立自主地进行过自身的军事工作呢？根据党在这一时期进行革命斗争的客观实际，从整体上讲，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基本上未开展过自己独立的、职业性的军事工作。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共成立以后没有创建自己的军队，中共中央军委迟至1926年才成立。“八七”会议之前，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中共开展各种有关军事工作的舞台是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在革命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格局下，党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如政工、宣传、统战、教育等，都是在他党他军中的工作，是为了增强他党他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性、提高他们的战斗力而进行的。当时，在国内的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职业军人几乎都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加上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主观上未能重视军事工作，客观上在军队内没有掌握军事重权的领导人，所以对这两支军队在军事上影响不大。毫无疑问，这两支军队在军事上都不受中共的指挥和调谴。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深受封建文化熏陶的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持反对、排斥的态度，他自任黄埔军校校长之时起，就采取了提防和限制中共活动的措施。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1 〕蒋介石在攫取军权后，更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共。1926年，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和“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后，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从而牢牢地控制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军权。
    被直系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称为“北赤”的国民军是从北洋军阀部队里分化出来的一支具有革命倾向的队伍，但它前进的步伐并不大。国民军的领导人既反对直系军阀，又屡屡与之妥协；既聘请先进分子和苏联顾问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又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既允许工农革命运动，又害怕工农革命运动。
    1925年，大元帅府（同年7 月改组为国民政府）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时，在黄埔学生军和各省军阀部队组成的东征军中，没有共产党员担任团级以上军事主官。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初期，战斗序列编成为八个军，在八名军级军事主官中，没有一人是共产党员；在三十七名师、旅长中，也没有一人是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的中期和后期，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和大批军阀部队的起义，国民革命军不断地、急剧地、大规模地扩充编制，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到四十多个军。在一系列的扩军活动中，蒋介石成建制地吸纳军阀部队，把它们整团、整师，甚至整军地直接编入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其各级军事指挥员或原封不动，或重新委任。在其任命的众多军事主官中，只有叶挺一人是共产党员（由独立团扩大的第24师师长）。相对于蒋介石本人在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决议案》来说， 蒋介石任用军事主官的原则和行为在排共限共方面更为严厉。如果说彼时的蒋介石是在“亡羊补牢”，而此时的他则是在“防患于未然”。这一点，加上蒋介石较早地攫取了国民党的军权及通过“中山舰事件”，强迫共产党员撤离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也许就是始终没有一个“整理军务决议案”之类的东西出笼的原因。
    纵观国民革命军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每一支部队的来龙去脉。1925年7月以前，广东革命根据地驻有来自各省的军队，有粤军、 湘军、滇军、桂军、鄂军、豫军等。国民政府建立后，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把各地方军的名目取消，改称国民革命军，成立五个军：黄埔学生军加上一部分原来的粤军为第一军；湘军改为第二军；滇军改为第三军；粤军改为第四军；福军改为第五军；1926年，程潜所部改为第六军；两广统一后，李宗仁的广西军改为第七军；唐生智归附革命后，改所部为第八军。1924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并在队内建立了党的组织。一年以后，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是第一支由中共建立和掌握的武装力量。但由于我党在独立自主地创建和掌握武装力量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思想和一贯的实践。因此，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举措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且规模不大。由于国民党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实权，北伐军总司令、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和各军的军长、绝大多数的师团长都由国民党员担任，所以，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党实际军事工作的总的格局。
    大革命时期，中共从事涉及军事方面的工作，首先是通过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的形式来体现的。其次是组织非正规、非职业的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用以策应北伐军的作战行动。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他们主要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担任第三军党代表；罗汉担任第四军党代表；林伯渠担任第六军副党代表；肖劲光担任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等等。
    《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了自连以上都要设立党代表，它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党部活动和政治工作。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受中共的领导，在军事上则听命于上级长官。《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规定，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应以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作为中心，并对各级政工人员的职责范围作了详细的界定。在共产党员的努力下，这两支军队发生了与旧军队不同的变化，士兵们初步懂得自己的奋斗是为了反帝除军阀。尤其在北伐军中，共产党员坚强的政治作用和模范的作战表率作用，以及不打骂士兵、不喝“兵血”、经济公开等项措施，极大地激发出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在派出一批优秀党员到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同时，在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农村和城市，中共也失去了建立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有利时机。这一时期，党在军事斗争上的立足点是借他人之师来实施对反动力量的进攻和打击，重蹈了孙中山早年的覆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说：“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2 〕中共亦认识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只是自己革命征途上暂时的同路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的中央政治报告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他们不能革命到底，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3 〕但怎样预防和对付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这种“将来之危险”呢？在党的诸多文献中，只强调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地位和争取小资产阶级，即只强调了政治的一手，而忽略了军事的一手。
    二
    在国共首次合作的初期，我党对蒋介石的两面性缺乏认识，对他的政治态度未能作出客观的判断，并制定出正确的策略，被蒋介石的一些“革命”言行所迷惑，幻想着蒋、汪等人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能够矢志不二地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从而完成国民革命。张国焘曾说：“广州这块革命根据地是孙总理历年来和最近汪精卫蒋介石和许多英勇奋斗的同志屡经血战得来的。”〔4 〕瞿秋白更是认定：“国民党内如柳亚子、朱季恂、甘乃光、陈公博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左倾，汪精卫、蒋介石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5 〕从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后四个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通告（钟字）第十七号》和《中央致粤区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抱有的幻想和对“整理党务案”的态度：“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形情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6〕“我们可以向蒋表示， 汪出并不是要倒蒋，并提出保证条件：（一）决不复仇；（二）决不取消整理党务案。”〔7〕当蒋介石在攫取领导权的过程中，不能容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对政局有重大影响的党政军三大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其反共面目逐渐清晰时，中共对蒋介石仍然存有幻想，害怕破裂统一战线，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策略方针。
    大革命时期，年轻的中共不懂得军事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自己独立领导军队的重要意义；没有真正认识到在革命斗争的整个进程中，尤其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军事力量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没有充分认识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环境中，建立和掌握独立的军事力量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断然地决定着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不知道只有共产党掌握军队，才真正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可靠的保证。正如《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所指出：“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也就使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集聚那零碎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后者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时，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