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社会经历了沧桑巨变，从此结束了上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时代，开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继续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和为新社会奠定基础的双重任务。其中，接收国民党政府在香港的机构和资产，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我们访问了当年主持接收工作的雷任民同志，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本文仅就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对这场党史和共和国史上卓有成效的斗争，作一简略述评。
    一
    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1949年10月，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除日本占领的4年外，香港一直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长时间的经营，使香港成为远东金融和贸易繁盛之地。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陆续在香港设立了不少机构。其中有些是以公司名义设立的，有不少是属于官僚资本性质的。1949年5月南京和上海解放前夕，总部设在上海的许多官僚资本机构纷纷撤到香港。到1949年底统计，计有航空、航运、银行、交通、贸易等国营机构29个单位，资产净值约为2.43亿港元。其中最重要者为垄断旧中国航空事业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两航为旧中国民航骨干企业，担负着国内和国际航空运输任务。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内航线急剧萎缩。5月上海解放后，两航将人员、器材大部迁港。计有飞机83架及大量器材，员工2400余人。仅中国航空公司资产净值即达9.9千万港元。除两航外，较为重要的还有旧中国最大的海运公司--招商局轮船公司的香港公司，资产净值1.28千万港元；负责购买铁路及桥梁器材的交通部港九材料购运处，资产净值9百万港元；负责主要矿产品出口的资源委员会贸易处及国外贸易事务所，资产净值3.26千万港元；负责纺织品进出口的中国纺织公司香港办事处，资产净值1.26千万港元；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银行系统9行局，资产净值4.54千万港元[1]。上述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拥有的财产，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理所当然应当归还人民所有。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接收这些财产。
    人民财产应当归还人民，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要使它完整地归还到人民手中，又是十分不易的。香港的特殊地位和复杂条件，使接收工作既具备有利条件，又存在许多困难。其有利条件，一是形势发展十分有利。在1948年9月开始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对香港的中国同胞和国民党政府在港各机构员工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普遍认同新中国，人心思归。二是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香港紧靠中国大陆，与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兴衰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休戚相关，英国政府权衡再三，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被迫承认新中国，这使国民党在香港失去了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其不利条件，一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劫夺和破坏。国民党在港机构掌握的大量财产，对战败逃台的国民党当局至关重要。同时这场斗争的成败，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是重大的。出于种种考虑，台湾国民党当局用尽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劫夺在港资产，破坏接收。二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的阻挠。英国虽然承认了新中国，但迟迟不同中国建交，其骨子里是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港英当局的帝国主义立场，决定它不仅不支持配合中国政府对原国民党政府在港资产的接收，反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英中关系的变化，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设置障碍，阻挠接收，帮助台湾国民党当局劫夺在港资产，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由于香港孤悬海外，是在港英当局的统治下，党和人民政府不能像在大陆那样，在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军队后，直接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所有。同时由于中英尚未建交，新中国也无法循正常的外交途径接收，而要受到港英当局的种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整接收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和资产，必须做好这些机构员工的工作，发动他们首先保护住财产不被国民党劫夺盗卖，然后通过起义使财产转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因此，建国前后党十分重视做国民党在港机构员工的工作。早在1948年冬，战略决战还在激烈进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华南分局就未雨绸缪，决定由统战部长兼香港工委书记饶彰风（化名张枫）负责策动护产和起义[2]。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上海，国民党政权覆亡，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在港资产的争夺，斗争日趋激烈。中共香港工委全力以赴进行这项工作。工委负责人亲自抓，他们深入各有关机构，在以主要精力抓争取负责人和骨干的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也大力进行对广大中下层群众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掌握人员思想动态和财产经营情况。与香港地下党积极行动的同时，党中央也十分重视。从8月起，中央及各有关部门先后派遣得力同志到香港策动起义。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两航起义。
    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管会在接管两航留沪资产中，判断在香港两航有全部起义的可能性，于是向中央提议策动两航起义，得到批准。上海党组织推荐与两航有密切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吕明和原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查夷平赴港执行任务。行前周恩来总理在京接见了他们，作了重要指示。8月底吕明和查夷平到香港后，立即与中航共产党员陆元斌、何凤元、陈耀寰组成策动起义的领导小组，并同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在其配合下，开始了紧张的工作[3]。策反工作的重点是抓住抗拒国民党把两航逼迁台湾这个关键进行的。1949年5月两航搬到香港后，经营发生困难：国内航线日趋萎缩；港英当局为排挤中航，无理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修理厂房，致使中航一度停航；台湾国民党当局借口征用事件，强迫两航迁台，9月末，派伪交通部长端木杰等到港召集两航董事会及主要负责人商讨迁台事宜。党利用员工普遍不愿去台湾的心理，做了大量工作，形成反对迁台的势力，并巧妙地编制了一个约二三百万美元的庞大的迁台费用的预算，使国民党无法承担，取得了反迁台斗争的胜利。通过这场斗争使大多数员工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与此同时，党还针对两航内部上中下三个不同层次的员工的特点，做耐心的说服争取工作。通过港九民航工会团结了广大员工，形成护产和起义的强大的群众基础；通过多次交谈和启发，做通了包括两位总经理在内的中上层骨干的工作，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反蒋爱国统一战线，保证了起义准备工作的顺利完成。10月14日，广州解放，起义时机成熟。11月9日，酝酿已久的两航起义爆发了。中国和中央两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代表全体员工发出归附中央人民政府的通电，并率领12架飞机成功飞返祖国。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致电祝贺，肯定两航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4]，勉励员工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奋斗。同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函两航全体员工，代表政府接收两航，宣布“两航空公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产，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5]并任命刘敬宜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为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15日，两航员工电复政府，将遵令坚守岗位，守护全部资产。
    两航起义声势浩大，震动了国内外。两航起义在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中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国民党在港贸易机构、交通运输机构、金融机构27个单位纷纷宣布起义。其中斗争激烈、影响较大的有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及材料供应事务所和香港招商局起义。
    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是专门办理钨、锑、锡等矿产品外销的机构，1948年底由上海迁港。供应处专门办理器材进口工作，也于同期在港设立。早在1949年初员工已有护产之心，并与共产党方面有了联系。6月，原资源委员会领导人孙越崎脱离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员工同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夺权和盗卖财产的阴谋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成功地保住了财产。11月14日，正式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并致电中央人民政府静候接收。
    招商局是一个以经营轮船航运为专业的机构。总公司设在上海，香港招商局是其分支机构。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将占总运量达26万载重吨的招商局船只劫持到台湾。之后，招商局台湾总管理处又施展种种阴谋手段，力图维持对香港招商局的控制。党根据香港招商局上层人士及广大海员素具爱国传统，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人心思变的实际，着重做主管者汤传篪局长和陈天骏副局长的工作，争取他们走爱国起义的道路。汤、陈二位局长接受中央的指示，一面以种种理由，拒绝将停在香港的轮船驶往台湾，一面多方努力，争取在外航行的海轮返回香港。1950年1月14日，香港招商局正式宣告起义，五星红旗在办公楼、码头、仓库和13艘海轮上高高飘扬。
    国民党在港机构中起义和护产难度较大的是金融系统的各行局。当时在香港的属于国有资本的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银行、广东省银行、广西省银行等6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2局和中国保险公司共9单位。其中福建省银行在港总经理许显时和香港分行经理陈竑早在福州解放后就上书福建省人民政府，自动要求接管。在港各行局中实力最雄厚的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郑铁如早在建国前就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对如何保住多年积累的高达4000多万港元的巨额资产不受损失作了周密安排。1950年1月9日，当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名义向国民党驻港各机构员工发出护产命令后，郑铁如立即带领员工起义，接受国内领导。在中国银行的带动下，1月18日，国民党在港6行2局发表起义通电声明保护财产，听候政府接管。至此，所有国民党政府在香港的地面机构都已宣布起义。
    建国前后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员工的护产和起义的成功，为接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国民党在港各机构起义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失败。他们运用法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手段，企图重新夺回已属于人民的财产。两航起义两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和交通部长端木杰急忙赶到香港，宣布“免去”刘敬宜、陈卓林的总经理职务，派沈德燮、戴安国接任，并在报上公告解除全体员工工作，听候“登记甄别”。同时向港英当局交涉，要求派警员协助“接收”两航，被拒绝。两航员工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接收”。当上述手段不能奏效时，11月23日，台湾国民党政府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两航和资委会部分员工霸占财产，取得“临时禁制令”，冻结两机构资产。当日，中共地下党亦以两单位员工名义聘请陈丕士大律师反诉，也取得了限制国民党方面的“临时禁制令”。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宣告“两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正告香港政府如“两航”留港财产被非法侵犯、移动或破坏，香港政府须负完全责任。台湾国民党当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竟将两航资产和飞机以35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了美国人陈纳德和魏劳尔。12月19日陈纳德和魏劳尔以“两航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向香港高等法院要求接收两航留港资产和飞机。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局长钟赤兵就此事发表声明，重申两航财产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国民党当局的盗卖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与陈、魏之间的买卖于法于理都不合，也由于我方据理力争，香港最高法院于12月31日驳回了陈纳德和魏劳尔的要求。之后，陈、魏又声称将两航资产“转卖”给了由他们一手策划的，刚刚注册的“美商民航空运公司”（CATL简称美航），再由其出面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由其控制两航资产[6]。同时，台湾当局对招商局、银行等资产较多的机构也进行了有计划的夺产策反的阴谋活动。香港招商局起义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立即注销了起义各轮高级船员证书，下令通辑总经理、副经理汤传篪、陈天俊及各轮船长，动员在香港的特务用种种卑鄙手段威胁、利诱、拉拢部分海员，甚至不惜杀人炸船。各银行起义后，蒋介石亲自召开会议，决定组织秘密代表团到港策动夺产。他们一面派出以俞鸿钧为首的一些头面人物出面游说拉拢各银行主管人员，一面暗中联络各行亲台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要把已归人民所有的原国民党在港机构和资产完整无损地接收回来，绝不是容易的事情，必将经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9日，周恩来总理向香港原国民党机构员工发出“保护财产，待命接收”的命令。同时为了加强对接收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接收港九中国的伪政府机构工作团”，由冀朝鼎任团长、张铁生任副团长，团员及工作人员分别由与在港各机构有关的中央财政部、贸易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中国人民银行、民航局、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华南财委及海关各单位派代表担任。1月底工作团由北京抵达广州，与原在港策动护产的同志联络，搜集护产有关资料，筹划正式入港接收的方案和步骤，拟入港后分设秘书、稽核、联络、总务4组，吸收中共香港工委的同志参加工作。3月底冀朝鼎因筹备去联合国事宜调回北京。政务院于4月1日将工作团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派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简称专办处），派龚饮冰为专员，雷任民、张铁生为副专员（龚饮冰因另有任务未到任，实际由雷任民负责）。[7]周恩来对赴港接收工作作了周到细致的部署。雷任民赴广州就任前，周恩来向他交待了赴港接收工作的具体任务。[8]
    工作团初到广州时，形势比较乐观。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判驳回“美航”接收两航的申请，并解除了对两航资产的“临时禁制令”，两航护产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各机构员工情绪高涨，纷纷清点物资、赶做清册，等待接收。与此同时，中英缔交谈判亦开始进行。鉴于建交有望，工作团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代表的身份正式入港统一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