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雷任民抵达广州。由于中央建交谈判没有结果和港英政府的不合作态度，专办处只好驻节广州。雷任民、张铁生分驻穗港两地，由香港派人来往两地之间交换情况及向雷专员请示汇报工作。4、5月间，形势发生变化。中英建交拖延下来。英中关系有恶化趋势。5月10日，英国枢密院对香港高等法院发出“枢密院令”，并经由行政手续将两航飞机和器材扣押，严重损害我国主权。港英当局故意与我为难，采取一系列不利于我护产和接收的行动。如借口“飞机注册和适航证”问题阻挠两航飞机起飞；纵容台湾特务炸毁中航7架飞机；协助特务暴力劫夺伪善保会起义渔船3艘；管制中国人出入香港等等。雷任民在调查研究、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决定改变原定正式入港接收的方针为实际接收和抢运物资回国的方针。他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主动。将来形势好转，再考虑到香港补办一年接收仪式。对此方针，香港工委的一些同志一时想不通。雷任民向当时主持华南工作的叶剑英谈了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由叶出面做通了港九工委同志的工作。思想统一后，即报告周恩来，请求批准。6月初，周恩来复电同意。新方针的具体内容是：“（一）条件好，能接收的，不声不响进行接收，将来补办手续。（二）重要物资器材抢运回国。（三）将来准备开展业务的，由国内上级机关派人协助开展业务，达到实际接收。（四）条件不好，不能立即接收的亦加紧联系。”[9]新方针贯彻了积极主动进攻的精神，明确了抢运物资回国的观念，打破了一度存在的僵持等待状态，有利于任务的完成。专办处即按此方针积极进行。6月中旬，专办处人员发生一些变动，各部代表调回北京，只留少数人继续在穗主持接收工作。7月底，人民银行组织金融工作团，在专办处统一部署下，入港进行实际掌握与接收各银行的工作。金融工作团的到来，加大了接收工作的力度。一年中，接收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抢运两航器材物资，做好职工复员工作
    两航起义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在香港的飞机、设备、器材和人员有组织地接回大陆。1949年12月下旬，军委民航局代表任泊生（后亦为中央接收工作团成员）陪同两航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后均为中央接收工作团成员）回到广州，组织物资内运和人员复员。工作团和专办处亦将两航作为接收重点。4月下旬，专办处在广州约见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同志，由雷任民主持，听取了两航护产斗争情况的汇报，研究了下一步的护产接收工作。首批内运的是中航存在澳门的无线电器材。是任泊生请示中共中央华南局，经华南军管会主任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介绍，请澳门地下党负责人向澳督交涉得到放行，并由其安排木船和装运人员将2477件器材运到广州，再经铁路运到天津的。2月间两航资产解冻后，虽因港英当局阻挠，未能实现飞机北飞，但大部分器材和物资得以内运。具体是通过香港地下党的吴荻舟出面雇用运通船务行的轮船运输的。3月14日，中航第一批5977件最重要的物资，包括飞机修理厂的主要设备，由“狄克帝国号”轮船运回天津。鉴于“狄克帝国号”离港后曾遭到国民党军舰迫袭，以后采取了伪装和分散装运的办法。中航方面陆续于4月3日运出116件，4月5日由“哈代提督号”运出3692件，4月8日由“东方贸易号”运出飞机汽油3600桶，5月6日运出4件。央航方面于3月26日运至天津362件，4月26日运至广州316件。最大的一批3452件亦已装上“海后”轮。5月12日，“海后”轮在开航前2小时被港英当局执行“英皇枢密院扣留令”阻止。两航物资内运被迫暂时中断。此外，为减少外汇开支和开展国内民航工作，两航于1950年内组织了十几次员工复员，总计调回国内有：中航1005人，央航712人，约占员工总数的73%。[10]
    （二）组织招商局13艘海轮归航
    招商局海轮起义后，因当时珠江口外岛屿仍被国民党军队占据，无法立即开回广州，被迫暂时停泊香港。由于业务中缀，收入锐减，经济上压力很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支持起义员工。各船所需各项费用，大部分由交通部拨款支付。在基本保障船员生活的同时，党组织和工会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船员对新中国的认识，激发船员的主人翁责任感，为起义船舶归航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对招商局的接收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的特务的破坏。自5月两航飞机被扣后，招商局的船只即成为特务破坏的主要目标。特别是6月25日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特务活动更加嚣张。他们在不断策划暗害起义领导人、殴打船长经理、劫持轮船等破坏活动的同时，还大搞策反，或散布谣言，唆使反水，或许以高薪，收买拉拢船员。港英当局的海事处也与国民党配合，于7月初，通知起义各轮一律到港外锚碇。鉴于形势变化，董华民（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派驻香港直接执行接收任务，任交通部在中央接收港九工作团的副代表）约吴荻舟、陈明、刘若明（陈刘二人是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派到香港策动招商局轮船起义的）商议，认为形势紧迫，且珠江口外万山群岛已经解放，香港广州间已可通航，13艘起义船只应迅即开回广州。经请示专办处和中共中央华南局获得批准。自7月25日至10月20日，经过近3个月的艰苦斗争，13艘海轮终于战胜了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胜利返回祖国。10月30日，专办处负责人雷任民和招商局上海总公司代表在广州大同酒家举行庆功会，颁发给护航有功人员书有“拳保船归”四字的锦旗一面，以示表彰。11月5日周恩来总理亦来电慰问嘉勉，称赞起义船员“在维护祖国财产和发展人民航运事业上，是有很大贡献的。”[11]
    （三）完成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等贸易机构资产的接收
    国民党政府在港贸易机构共有5家。除前述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和中国纺织公司香港办事处外，还有中央信托局易货处（1948年冬迁港，主要经营猪鬃、桐油、棉纱、茶叶等业务，有员工10名，财产约值130万港元）[12]、中国植物油料厂（1948年8、9月间迁港，有员工95人，动产和不动产净值约480万港元，包括现金150万港元，船舶8艘、榨油设备、汽车、房屋等）、中国石油公司驻港代表处（主要负责用美元从中东进口原油并负责转运从美国进口的器材，有员工7人，资产约94.8万港元）。[13]其中纺织公司在1949年9月13日起义当时，中信易货处、石油公司在1950年2、3月间即将财产移交我有关部门，完成了接收和转运任务。
    接收中国植物油厂的斗争十分激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当局派大批特务到香港，在特务头子邓介民的新自指挥下，向各起义机构进攻。他们首先选中护产斗争最薄弱的一环--中植油厂下手，持英国驻台湾淡水领事签证的伪授权书，骗取了中植的银行存款，会同香港警察闯进中植办公室“接收”。香港地下党发动积极分子和员工向匪特斗争，并通过律师向港英当局抗议，保住了财产，并日以继夜地突击抢运，在10天之内，把轮船8艘、机器7000余件全部抢运回广州。
    由于港英当局的阻挠留难，资委会在港资产被长期冻结。1950年9月初，我有关部门利用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呼声最高的有利时机，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解冻前资委会存港资产的要求，获得解决。从10月23日起，经过10天的突击，完成了物资内运的任务。
    （四）香港九龙海关、粤汉路港九办事处和交通部购运处的接收
    香港九龙海关原税务司（英国人）受广九铁路英方授意，作为与我方谈判通车的中间人，在广州解放不久，就向员工表示愿意向新中国靠拢，并把管理权移交给原任副税务司（中国人），因此，包括1950年6月内驶的35艘缉私舰在内的价值554.8万港元的财产顺利回到人民手中。
    粤汉路港九办事处是为广州到香港一段火车的服务需要而设的。其业务包括解决列车工作人员的住宿、代购列车零件等，在九龙尖沙嘴拥有房地产。该办事处主任陆以铭率员工起义后，广州铁路局即派员赴港，接管了日常工作。
    交通部购运处主要任务是为国内铁路和桥梁建设购买器材。1949年12月，起义的酝酿工作已经成熟。由于在港同志已有把握地控制了全部交通器材，又鉴于两航和资委会公开起义引起了法律纠纷，所以采取了秘密起义的方式。1950年6月，完成了7000余吨铁道交通器材的内运。
    （五）各金融机构的接收
    1950年1月底，中国人民银行派员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接管工作团，负责接管有关金融机构。他们制定了接管方案，对接管的任务、接管单位以及接管的原则、方式、财产处理、人员安排等作了具体部署。由于各金融机构情况复杂，除福建省银行起义后即为华东局有关部门掌握，中国、交通两行已与国内总行建立领导关系外，其余中农、中信、邮汇、广东、广西等行局始终持观望态度，若即若离，少数甚至与台湾当局勾勾搭搭。为了加强接管工作，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行务扩大会议，听取了总行和参加港九接收工作的同志的汇报，决定由项克方、闵一民、庄世平、张锡荣、孙文敏5人组成金融工作团核心小组，由项克方负责，[14]直接受总行领导，在专办处统一部署下，入港进行实际掌握与接收各银行工作。金融工作团到港后，贯彻了中央的原机构、原人员、原封不动地接管海外机构的精神，采取“坚决护产，巩固接管，推动业务，逐步改造”的方针，成功地争取了各行的主管人员。其中中国银行总经理郑铁如在护产和接收工作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面对国民党台湾当局的种种威逼利诱，郑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应付。为了拒绝台湾的游说和预防暴力劫夺，他佯病住院，拒不见客，以示决绝。[15]经过数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圆满完成任务。总计接收9行局资财约5240万港元。至此，接收工作中最难处理的银行系统亦告解决。于是全部接收任务基本完成。
    1950年12月31日，专办处结束接收工作，返回北京。各机构未了问题，经中财委批准，移交各有关部门处理。应接收的财产中尚未收回的主要是两航被冻结在香港的71架飞机和部分器材。1950年底，军委民航局广州办事处派人到港，协助两航物资的内运工作。在近半年时间内，经过香港地下党、工会和两航留港职工的共同努力，又运回了器材约3000箱。[16]1951年4月27日，香港政府再次颁布《禁运物资管理条例》，禁止两航物资移动至仓库或机场以外的任何地点，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的决议，两航物资的内运渐趋停顿。1952年7月28日，英国枢密院推翻以前香港各级法院的判决，将中央航空公司在港的40架飞机和零件判给美航。7月29日，香港警察强行接管两航资产，包括71架飞机和庇利船厂及新亚仓库。8月1日和8日，港英当局先后将央航40架飞机和器材及中航31架飞机和器材移交给美航。其中将中航资产“判给”美航的判决书，是两个月后才由香港法院宣布的。在港英当局的庇护下，美航将全部飞机用航空母舰强行运走。1955年4月22日和1956年3月12日，香港高等法院复将两航的庇利船厂和新亚仓库的产权判给美国西伯勒公司和陈穗岐。对两航财产被劫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曾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作为相应措施，我上海、天津、广州军管会征用了英国在当地的全部财产。此后，索赔两航资产成为中英间长期的外交悬案之一。从1952年7月至1985年10月，我国政府曾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索赔要求。经长期交涉，1987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签订并生效。其中英方向中方提供380万美元，作为对少数几个索赔项目的补偿。[17]
    三
    接收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和资产，是建国前后党领导的一场伟大斗争。这场斗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全力支持。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注国民党在港机构的起义和回归。当两航起义、招商局海辽轮起义等重大起义成功时，毛主席都亲自发电报祝贺，肯定他们的爱国壮举，勉励他们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周恩来总理则在百忙中从始至终领导了这场斗争。在策动两航起义、处理护产斗争中遇到的种种难题、组织接收机构、确定接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策略等方面，他运筹谋划、呕心沥血。党的华东局华南局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在人力物力上提供了诸多帮助。中共香港工委为起义护产和抢运物资做了大量具体的艰巨的组织工作。事实说明，党的领导是接收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
    广大员工的团结奋斗。在港各机构员工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破坏，不怕流血牺牲，义无反顾地起义；在困难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坚决护产不动摇；不计个人得失，宁愿放弃优厚的工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响应党的号召，听从祖国召唤，踊跃回内地参加建设，这是接收工作取得成功的基础。
    接收工作团和专办处的正确决策和出色的组织工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各级党组的积极配合下，在香港各国民党机构员工起义和护产的基础上，接收团和专办处做了大量细致和复杂的工作。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首先，在深入实际，了解国际形势、香港政局、护产斗争和各机构资产和人员状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及时转变接收方针，从而抓住了时机，充分利用了极有限的时间进行抢运。其次，实现了统一领导，掌握了重点。由于接收工作涉及三国（中国、英国、美国）多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国民党当局、英国政府、港英当局、各在港机构及与其有关的各单位），不仅涉及内政，而且涉及外交，斗争极为复杂激烈。统一领导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专办处很好地贯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统一领导的指示，对处理人事、资财、诉讼等做了统一规定，保证了政策步调的基本一致。同时，在护产接收的不同阶段，分别掌握住两航、招商局、银行等重点单位，带动一般。第三，建立了巩固的护产统一战线。专办处根据国民党在港各机构员工生活比较优裕、思想顾虑较多，怕接收后失去职业，减低待遇等情况，决定在加强政治教育的同时，照顾员工的实际利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在护产期间一律原职原薪，愿参加工作的一律留用，回国者均适当安置并发给补助费，靠政策团结了广大员工。与此同时，做好积极分子工作，使其成为沟通上下关系的桥梁和起义护产的骨干。根据中央全机构起义的要求和香港法律，专办处将工作重点放在掌握各单位主管人员上，通过做细致的上层统战工作，掌握了主管，减少了工作的阻力，增加了助力。第四，正确运用了合法和非法两种斗争方式。鉴于人民政府的接收既是合法的（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又可被认为是非法的（中英未建交，港英政府颁布的外国代表管制条例规定，任何人非经港督认可和特准，不能代表外国政府行使职权）。专办处尽量利用合法形式，以香港法律打击英帝国主义的非法措施，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劫夺。当合法方式不能运用或运用有困难时，则采取非法方式，将设备物资偷运出口，达到实际接收的目的。上述正确的决策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接收任务得以圆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