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锻造无产阶级军队是党领导中国武装斗争的严峻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在极为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一国度中开展武装斗争并锻造出一支完全隶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党所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
    第一，中国革命长期走着以农村为中心的道路，我军的建设和发展是在长期的农村环境中实现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是党走向农村的开端。从那时起到建立中央苏区和各地苏区，再到转战陕北开始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乃至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在整整22年间，为实现党的战略，我军主要是在偏僻的农村地区进行武装斗争，广大农村由于党的领导而成为革命的生长地和出发地，成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前进基地。但同时，农村又恰恰是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视听相对闭塞的地区，我军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由于敌强我弱和革命战争长期的战略防御态势，还造成我军斗争的极端艰难困苦和根据地的被分割包围状况，许多部队在长期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保持着很大的自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②]
    第二，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农民，是我军构成的主要来源和基础。
    我军长期以农村为开展武装斗争的主阵地，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自然成为军队构成的主要来源和基础。据1929年5月红四军的统计，农民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兵源的70%，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这一比例大体未变。如同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③]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军构成中，另有一个特殊的来源，即反正敌军和俘虏。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军在战争年代无法实行正规的兵役制度，除以根据地农民作为络绎不绝的兵源补充外，组织敌军反正哗变加入我军以及以俘虏作为兵源补充，一直是军队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解放战争的中后期，实行“即俘即补”，两年间即溶化了约80万俘虏。这些反正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同样属农民成分。
    中国农民阶级素来富有战斗精神和革命热情，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千百年来农民斗争风起云涌、绵延不绝，至我党缔造红军，中国农民战争达到了最高形式。但由于阶级局限和小生产者的生活生产方式束缚，他们在政治上保守落后，在组织上自由散漫，在思想上容易受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正和被俘的敌军官兵，除了具有农民阶级共同的弱点之外，受旧军队思想、制度、作风的积弊影响更甚，改造他们尤须更长期、更艰苦的工作。还是在我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在总结红四军的建军经验教训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广大，是“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④]可以认为，在22年的武装斗争中，我军建设始终面临这一严峻现实。
    第三，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直接目标之一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解放农民阶级，我军不仅肩负这一直接使命，同时又肩负更高的使命。
    党领导的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必须紧密地联系着土地革命的开展。这既是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基本方针，又是党自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一贯的实践。党正是通过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最广泛地发动了农民投身民主革命，为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有生力量。后来，毛泽东在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把土地革命称之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之一。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又将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高度概括为“党同农民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实质之一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解放农民阶级，我军首先要完成的正是这一直接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中表现出极大的牺牲精神。但是，我军并不仅仅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作为党的政治工具，她要为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而奋斗，肩负着更高的政治使命。而对于相当多的出身于农民阶级的官兵来说，在缺乏应有政治教育的情况下，他们不仅难以理解我军的最高使命，甚至不能完全理解我军直接使命的全部含义。他们往往不把土地革命看作是全国农民阶级的解放行动，而更多地是将之视为某一地域内农民的甚至仅仅当作是其个人的翻身。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红四军中宜章农民狭隘的地方观念和利己观念作祟。在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中，翻身农民不愿当红军而愿意当赤卫队或不愿当主力军而愿意当地方红军之事多有所闻，其原因主要不是他们畏惧斗争的残酷而是过于看重个人利益的得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部队的官兵中曾相当普遍地滋生了离队思想，出现了开小差现象，症结之一也正在于对既得利益的依恋。
    综上不难看出，特殊的生存环境与组织基础，使我军中相当一部分官兵产生了政治视野的局限。但是，作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军应该与党在政治视野上达到一致。至此，历史与现实同时向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远离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城市而长期置身于闭塞落后的农村，远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而以处于小生产方式下的农民为军队的基本力量，革命军队的无产阶级化从何谈起？如同必须回答20、30年代国际国内对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发出的诘难一样，党也必须回答在如此特殊和复杂条件下的军队无产阶级化问题，它不容回避地横亘在我党锻造无产阶级军队的道路上。党只有解决了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课题，才能建立一支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和奋斗目标的、真正意义上的彻底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
    二、锻造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历史经验
    锻造农民革命武装为完全无产阶级化的人民军队，是党孜孜以求的建军目标。在22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中，党逐步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方法，从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课题，尤其在领导权和官兵政治教育方面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和经验。
    第一、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持党对军队最高的、绝对的、唯一的领导权。
    军队伴随阶级的形成而产生，并且是为实现一定阶级的经济政治目的而产生。军队是阶级的工具，从来就不是超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为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不仅要建立革命的武装，而且要坚持对革命武装至高无上的领导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被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实践所证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的无产阶级化，更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意义。建军伊始，党就在实践中意识到这一重要意义之所在，并开始思考党与军队的关系。中共六大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但同时，又规定“红军在各方面都应服从当地最高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和指导”。这当然与军队和根据地的被分割状况不无关系。毛泽东根据实践经验在1929年4月明确提出：“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⑤]应当说，这是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直接领导问题的比较明确和成熟的思考。30年代初期，先后制定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明确规定我军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政治机关也必须凭借党的组织，来顺利进行一切政治的教育工作，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从此，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军政治建设中的根本制度和最高原则，并且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
    与此同时，党也在探索军队中党组织的建立及党的工作远行等重大问题。八七会议后，党曾指示军队普遍实行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作出了重要的、首创性的贡献，他首先在秋收起义部队的连队中建立了党的支部。井冈山时期，他强调，欲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必须“在军队中建立健强的党”[⑥]。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成为我军最先建立起各级党的组织的一支部队。实践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实践还证明，健全而坚强的红军中党的各级组织，是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根本组织途径和组织保证。由红四军首先实行的这一制度，随即在全军推行，并成为我军各个时期政治工作的定制。
    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除了组织上、制度上的保障之外，党还特别注重了军队党员的发展及其数量和质量问题。基于红四军初创时期的经验，毛泽东很关注在士兵中的党员发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提出：“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迅速发展壮大，极需更多的党员和干部，毛泽东又提出：为了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应当“大量地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并且“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并要求“每个党员不仅是模范战士，而同时是非党群众的领导者”。[⑧]事实上，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始终十分重视军中党员的数量和质量，使军中党员的比例保持在全军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构成了党在军队中最广泛的基础。
    诚然，在我军建设的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长征途中张国焘的拥兵自重、向党争兵权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向国民党交兵权的严峻挑战，并使我军建设一度蒙受过重大损失，但党毕竟在艰难曲折的斗争环境中一步步地成熟起来。在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上，党是坚定不移的，如毛泽东总结十年内战军事问题的争论时所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⑨]历史雄辩地说明，彻底贯彻党的意志，与党保持阶级立场的高度一致，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是将我军锻造成为一支无产阶级化军队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用超越农民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官兵政治觉悟，使之臻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水准。
    “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是鉴于井冈山时期党与军队中农民成分居多的客观情况而作出这一论断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军队的性质，也关系到军队是否能够成为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有力武器，因此，它的重要性无疑在我军建设中居于首位。
    从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着力研究“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来源，并从思想政治教育入手寻找对策开始，党围绕军队无产阶级化这个中心，经过长期探索，逐步形成了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成功地解决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层次性、灵活性、目的性、手段方式以及与革命阶段和斗争任务重大转换的关系等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囿于篇幅，在此只择其主要的两个特点阐述之。
    其一，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性主要体现在高中级干部与基层官兵特别是广大士兵教育层次的区分。我军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政治素质的优劣，直接关系军队的无产阶级化建设。党在红军时期，就把高中级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在教育时又侧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侧重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与分析，侧重于加强他们对党的战略策略的深刻理解。这不仅是因为军事斗争紧密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而且也因为长期分散斗争的现实使得用中央的政治路线统一高中级干部思想认识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对高中级干部进行以政治路线为主的教育，才能保证我军真正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党对基层官兵特别是广大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基本阶级觉悟的提高。“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与士兵的一致，”[⑩]当然也就使军队的无产阶级化失去了士兵基础。从古到今，任何阶级都对本阶级的军队进行阶级教育。剥削阶级因其阶级本质的反动性、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对立性，对士兵多是采取“愚兵”的方法，或是灌输“忠君益民”思想，或是抽象地宣传超阶级的唯心史观。我党在军内进行的阶级教育则全然不同，由于党的革命目标与广大官兵的根本利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使得思想教育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并且能够从实际出发，把握官兵的思想动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要求对士兵教育要联系于土地革命，使他们认识到“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野战军和其他各野战军中普遍开展的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同时也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11）]另外，党在士兵政治教育中还很早就规定，对士兵的政治训练内容要同时包括“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12）]即让士兵不但要懂得为获得土地和解放本阶级而战，为民主革命胜利而战，并且要懂得为解放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而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战。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紧密联系革命阶段和斗争任务的重大转换。
    毛泽东曾指出，军队的政治工作在于保证党中央路线的彻底贯彻执行，因此，必须根据革命阶段的转换和战争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使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方针政策的有力武器”。[（13）]这是我军思想政治教育极其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在战争态势由防御向进攻、由进攻向退却、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再向国内革命战争的每一次重大转换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行将结束并准备向民族革命战争转换之际，党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毛泽东随即强调路线教育，首先应统一军内高级干部的思想。抗战中期，又要求军队党员干部悉数参加为进一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而开展的全党整风，从而使我军在新的斗争任务和环境面前保持了思想政治上的清醒。
    22年武装斗争的艰难磨炼和民主革命的滚滚洪流造就了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党与这支军队生死相依、甘苦与共，对她进行着绝对的、不容争辩的领导，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她进行不间断的教育，使之最终成为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彻底无产阶级化的军队。这是无产阶级建军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三、永葆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现实思考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军所处的客观环境、所担负的任务等因素的变化，军队建设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新考验。如何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中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如何在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面前保持我军官兵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如何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后，提高作为构成部队战斗力首要因素的官兵政治素质，打赢未来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些都要求我军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坚持思想建设的更高标准，才能适应现时代的要求，才能在新时期确保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第一，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要服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
    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坚持正确理论的指导，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和解决了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国际斗争中，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打破了西方制裁和分化我国的战略阴谋；很好地应对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坚持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增强。在处理国内事务时，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地解决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使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事实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具有驾驭全局和处理国内外复杂问题的卓越才能，是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坚强成熟的领导集体。维护这个领导集体，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是我们事业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人民军队最听党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自觉服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维护者和模范执行者。
    第二，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军，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
    永葆我军无产阶级性质，其实质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抵制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我军官兵的侵蚀和影响，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这是江主席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新形势下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保持部队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最根本的是必须引导和组织广大官兵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学习中心应是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和指导各项工作。
    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军，是保持我军政治坚定性的可靠保证。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坚定。党的政治理论在新时期集中体现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举起的一面伟大旗帜，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是引导我们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精神武器，也是加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军，使广大官兵接受、理解、掌握这一理论，才能使我军官兵自觉接受党的政治主张，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政治坚定性才不会流于空谈。
    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军，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灵魂。毛泽东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要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军之所以能保持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成为人民群众敬慕、学习的榜样，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注重思想建军，坚定了干部战士的理想信念，使他们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革命的人生观。无产阶级军队，一旦失去了正确的政治观点，失去了灵魂，也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就难以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蜕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军的这一优良传统，把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军作为加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背离了这一条，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就失去了灵魂，就不可能解决官兵的理想信念问题，不可能解决官兵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不可能抵制“酒绿灯红”的影响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对部队的侵蚀，也就不可能保持官兵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
    第三，军队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必须坚持高于社会的水准。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明确指出，军队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努力走在全社会的前列”，这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我军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同时，军队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坚持高于社会的标准，努力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走在全社会的前列，也是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客观要求。
    保持我军性质宗旨，要求军队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必须坚持高于社会的标准。我军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军是个先进的特殊社会群体，必须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我军只有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加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走在全社会的前列，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先进性质。从历史上看，我军始终保持了思想道德建设的高要求高标准，我们党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军队向整个社会传播着革命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在新形势下，我们仍然必须坚持思想道德建设的高标准，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不变，通过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示范作用，引导、推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新时期我军担负的历史使命，也要求我军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必须坚持高于社会的标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肩负着保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落实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实现由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转变。这对部队战斗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大力提高构成战斗力首要因素的官兵政治素质，而官兵政治素质又与官兵思想道德素质息息相关。为此，中央军委强调必须加强爱国奉献、尊干爱兵、革命人生观、艰苦奋斗等教育，按照江主席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标准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军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任务急难险重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⑩（12）（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95页；第五卷，第58页；第一卷，第86页；第一卷，第66页；第一卷，第9页；第一卷，第95页；第二卷，第414、423、501页；第一卷，第704页；第二卷，第340页；第一卷，第112页；第二卷，第553页。
    ③（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9页；第四卷，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