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发表余湛、 张光佑的文章《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一文之前，我国出版的有关著作、文章很长时间以来，几乎毫无例外地引用下面这个说法来证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没有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西柏坡，转达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口信，劝我军不要打过长江去，建议同国民党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余、张两人通过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和访问一些权威人士，在文章中努力证明上述说法是错误的，米高扬没有转达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口信。〔1〕 该文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对斯大林是否劝阻过长江问题的激烈争论，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向青教授针对余、张的观点，在《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发表文章，认为米高扬的确转达过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警告， 试图阻止解放军过长江。〔2〕近年来， 中俄双方的当事人相继发表回忆录，俄国也已经把前苏联有关这段历史的一些档案文件公诸于世，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因此，今天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斯大林是否劝阻过长江这一历史疑难问题。本文主要利用新披露的材料，谈谈几点认识。
    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说法源于毛泽东谈话
    正如向青教授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有关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说法，的确是出自毛泽东的亲自谈话，并非党内的一个传说。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方名的文章《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首次公开披露毛泽东有关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说法。该文作者称在1957年4 月亲自聆听毛主席说：“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的局面）。如果我们听了他们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3〕尽管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没有点明， 我们可以从王方名的文章中看出，当时毛泽东显然是在批评斯大林的。因为该文这样写道：“主席继续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责备的。’主席说：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我，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这同后来师哲所回忆的斯大林在1949年12月16日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时的谈话相吻合。〔4〕 大概是从《人民日报》登载王方名的文章开始，中国学者们在文章、著作中把斯大林企图阻止解放军过长江作为批评当时苏联不积极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证据。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正值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这个说法因而十分流行。
    在《人民日报》发表上述文章后，又有一些权威人士公开谈到毛主席的有关言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在1949年初就已经说过这番话。党中央迁来北平之前，他于1949年3月25 日在西柏坡曾说道：“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5 〕此后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谈到此事，它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很多老同志所熟知的问题。例如，汪东兴在日记中记载，1949年12月27日，“毛主席和我谈到与斯大林会谈的一些情况。斯大林原来受雅尔塔会议的影响，坚持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忙打过长江，要我们先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 〕毛泽东曾经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1957年10月2日， 毛泽东对尤金说：“……当我们同蒋介石的军队进行决定性的斗争时，斯大林想使我们不要同蒋介石作战，而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斯大林的这种政策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困难。”〔7 〕1982年11月，杨尚昆在会见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时，表述得更明确。他说：三大战役之后，米高扬来中国，曾经转达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过长江。〔8〕
    因此大概可以肯定的是，先在党内流传、然后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有关米高扬来西柏坡转达斯大林口信，劝阻过长江的说法，源于毛泽东之口。
    米高扬没有转达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口信
    虽然目前还不能说有关米高扬是否代表斯大林阻止中共过江这个争论问题已经完全得到澄清，但是新近披露的材料更接近余湛、张光佑两人的分析和判断。
    根据师哲的回忆录，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到达西柏坡， 在此呆了大约一个星期。由于米高扬的中文翻译叶夫根尼·科瓦寥夫（小科瓦寥夫）口译有困难，师哲承担了米高扬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会谈的全部翻译工作。师哲指出，米高扬在同毛泽东会谈时声明自己“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他认为，斯大林让搞‘南北朝’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米高扬也不可能向毛泽东转达斯大林劝阻过江的口信。〔9〕师哲还指出，在毛泽东初次会面米高扬时，“首先， 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我们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10〕汪东兴也说，毛主席同米高扬会谈了好几次，“谈话中米高扬一般不插话，也不表态，他曾明确表示，他只带耳朵来听，一切问题待他回去向斯大林汇报后，由斯大林决定。”〔11〕
    俄方有关当事人也否认米高扬曾经转达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口信。陪同米高扬来访的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路苏方负责人伊万·科瓦寥夫几年前也就此发表看法。科瓦寥夫称，他参加了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的所有会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苏联帮助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问题。他肯定，没有听到米高扬建议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去。〔12〕更为重要的是，1960年9月22 日米高扬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关于他在1949年1、2月间中国之行情况的书面报告最近已被公布，从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米高扬到西柏坡的使命及其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内容。米高扬在这份标明“绝密”的报告中说，他于1949年1月30日抵达中国， 在那里逗留到2月8日。米高扬没有提到他曾经转达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口信。相反，他向毛泽东申明：“我们党中央不能干预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导中共。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自主的。”米高扬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不仅没有建议中共不要过长江，而且主张尽早完成对中国（南京、上海等）主要工业中心城市的占领和尽快在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中国革命政府。〔13〕
    也就是说，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以及俄国开放的档案似乎否定了米高扬代表斯大林来西柏坡建议中共不要过长江的说法。是否过长江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米高扬确实转达过斯大林劝阻过江建议的话，米高扬大概不会忘了在绝密报告上写上此事，师哲、科瓦寥夫等当事人也会有所闻。毛泽东不会俄文，不可能单独同米高扬交谈、商量是否过江问题。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能证明斯大林曾经劝阻过长江的中国方面的档案材料。中国方面可能保存着当年米高扬在西柏坡同中共主要领导人谈话的详细记录。如果有此文件的话，它们的公布大概可以澄清关于斯大林是否通过米高扬转达劝阻过长江口信这个争论问题。前面提到，斯大林劝阻过江的说法在中国被公诸于世和被学者们广为引用，正值中苏关系极为紧张的时期，它被用来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如有斯大林劝阻过江的确凿证据，我想它会在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上半期被披露的。新近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载有不少有关毛主席批评斯大林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共产党的谈话，但是没有提到斯大林当年曾经劝阻过长江。由此我们也可以推论，米高扬来西柏坡转达斯大林劝阻过江的口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猜疑与现实
    如果斯大林劝阻过长江一说没有事实依据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言论作何解释呢？
    坚持认为斯大林曾经劝阻过长江的学者之最主要依据是：当事人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谈话。倘若斯大林劝阻过江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毛泽东说过的话岂不是不可信？！这是最令研究者们感到困惑的地方。余、张的文章强调斯大林劝阻过江说是党内的“一个传说”，避而不谈毛泽东本人的有关言论，看来其作者是有所顾虑的。
    笔者认为，毛泽东称斯大林在1949年初曾经劝阻解放大军过长江，谈不上是毛主席自己编造的一个“神话”，而是他的真实想法。它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处理中国问题的政策和态度的认识与估计。
    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斯大林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共产国际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事务，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损失。二战结束后，由于低估和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怕卷入同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以及为了维护苏联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斯大林没有给予中国共产党以积极的支持。在战后初期一段时间里，斯大林极力主张中共同国民党谈判，希望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同蒋介石达成妥协，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斯大林压力。对于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行动，苏联采取了既支持又限制的矛盾态度。随着美苏冷战的全面展开和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苏联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和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认识到中共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可能性，因而逐步增加对中共的援助。但是，苏联过去的表现，使得中共领导人有理由怀疑斯大林会真正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4〕他们担心苏联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再次损害中共的利益。实际上，在1949年初解放大军渡江前夕苏联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模棱两可和骑墙中立的态度，也的确让中共领导人无法完全信任苏联。1949年1 月10日，斯大林将国民党请求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建议转告毛泽东。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问题多次交换电文，协调对策。虽然斯大林最后同意毛泽东的主张，明确表明苏联不参与调处，但是斯大林在电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美国可能介入的担心和倾向于国共谈判的愿望，不能不使中共领导人怀疑斯大林有意阻止解放军过江。1949年1月中旬， 即三大战役尚未结束前，国民党政府已决定迁都广州，西方国家的大使都决定继续呆在南京，只有苏联大使率使馆主要工作人员于当年2月1日随国民党政府南迁。苏联此举自然也难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理解。另外，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苏联的请求，而斯大林多次以毛离开岗位对战事不利等理由推迟毛的来访日期，斯大林在1949年1月14 日最后一次推迟毛的访苏计划，改派米高扬来西柏坡。斯大林这样做大概也让毛泽东对他心存疑虑。米高扬来访正值解放大军准备渡江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可能因此怀疑斯大林让米高扬来西柏坡的使命之一是劝阻过长江。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中共有能力和决心在短期内打过长江去。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之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顽强的实力了。”〔15〕这番话说明，毛泽东的确担心斯大林会再次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使解放大军丢失“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大好时机。
    总之，斯大林劝阻过长江的说法，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长期以来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在解放大军渡江前夕对斯大林行为动机的一个认识和判断，表明他对苏联领导人的不信任。因此，这种说法的产生既是毛泽东个人主观认识的产物，也是长期以来斯大林的对华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过长江的争论看来还会继续下去。这桩历史疑案的彻底了结，有待于中俄两国公布全部有关档案文件。只有档案文献是最权威的。
    注释：
    〔1〕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 《党的文献》1989年第一期。
    〔2〕向青：《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 《党的文献》1989年第六期。
    〔3〕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
    〔4〕师哲：《陪同毛主席访苏》，《人物》1988年第5期，第5 -21页。
    〔5〕《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22期，第13页。
    〔6〕汪东兴：《汪东兴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167页。
    〔7〕（俄）瓦西里·西季赫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 赫鲁晓夫的关系》，《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91-94页。
    〔8〕转引自向青文。
    〔9〕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388页；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
    〔10〕《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74页。
    〔11〕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12〕Ivan Kovalev,“The Stalin-Mao Dialogue,”Far EasternAffairs（No.1.1992），p.104.
    〔13〕（俄）A·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 年1-2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一、二期。
    〔14〕牛军：《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2期。
    〔15〕《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