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之所以被称作大革命，是因为它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内，群众的动员更为广大，斗争的规模更为宏伟，社会的内涵更为深刻。这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才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的。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但是，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他们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他们还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去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答案，为中国革命提出了其他任何党派或政治集团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的新方向。
    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初步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思想原则。在1922年初出版的《先驱》创刊号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个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这样一个任务。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更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宏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在这里，他已经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这样一个任务清晰地提出来了。1927年，瞿秋白在其论文集自序中也曾经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他并且认为，“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即中国共产党要形成自己的理论，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而集体的革命思想之形成，亦在于其各个个体之间的切磋”。（《瞿秋白文集》第311-312页）。应当说，这是一些很精彩的思想；在党成立不久就提出这样一些思想，尤属难能可贵。
    不过，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历史性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般地指明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方向，至于具体情形，实际情形，那只有在千百万群众起来斗争时，他们的经验才能指示出来。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就说过：“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个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正因为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所作的党史报告中即已指出：“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
    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还有两个特殊情况不能被忽视。这就是：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在欧洲，欧洲国家大多处在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革命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显然，要把这个产生于欧洲的理论，应用于许多欧洲国家所没有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说，这“是一个困难而困难的任务”，同时“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第二，从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之后，它就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的共产党都必须执行。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时也就不能不面临复杂的情况。应当肯定，由于共产国际高举革命的旗帜，由于在共产国际中起核心作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丰富的经验，中国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自己的路线和策略方面，在实际工作方面，都得到过共产国际的积极的帮助；不过，后来的经验表明，由一个远离各国的国际中心来指挥各国革命，这种作法本身是不可取的。由于不可能深入、全面地了解各国的具体情况，这种指挥难免要发生错误；由于国际的指示不论是否适合各国情况，各国党部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其结果往往会在事实上形成为对各国党内部事务的干涉。这方面的消极影响，也是必须估计到的。
    不过，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骨干遵循着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方向，通过对这个时期斗争经验的总结，还是逐步地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就是这个时期党在理论上的主要收获，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集体奋斗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只是提出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最终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等各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共同具有的最一般的原则，并没有指明当前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这说明，党在当时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即先进行民主革命，而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学会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划分清楚。1922年7月党的二大指明了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进行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打例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民主革命；为此，应“使工人和贫民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也还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只是笼统地说：“革命运动发展无已的结果，（工人）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领袖军”；并且认为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这说明，党在当时也还没有弄清楚民主革命有新与旧的区分。1925年1月党的四大根据共产国际有关的指示精神，总结建党三年半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指出：第一，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产阶级“应取得（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的地位”；第二，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这个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之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它“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第三，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一个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这样，党就划清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界限，初步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这个基本思想的提出和阐明，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四大之前，1923年9月，瞿秋白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即鲜明地提出了“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并且强调指出，“落后的国家其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瞿秋白文集》第62页、55页）。1924年2月，李大钊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一文中也指出，“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李大钊文集》下卷第708页）同年11月，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做了全面的分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邓中夏文集》第101页）这些论述，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1926年1月）等文，更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若干方面作出了比较深刻的、具有独创性的阐发。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从对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分析出发，指出现时中国的革命既不同于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期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欧美日本等国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现时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在中国，企图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这只能是一种幻想。这样，他也就对中国此时的民主革命乃是一种新式的民主革命作出了初步的论证。第二，他不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彻底性、这个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作了有力的论证，而且对农民和资产阶级作出了创造性的独到的分析。他指出，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的大多数是贫农，他们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中农也是可以革命的。这样，他就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农民同盟军问题。他还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前者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后者对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这样，他就为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理论的根据。
    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的提出及其阐明，表明党在大革命时期已经初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萌芽的一个标志。
    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这是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区别点。
    在这个问题上，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曾经有个右倾的错误观点。他不了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半殖民地中国的民主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认为这个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那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是替资产阶级抬轿子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取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8-159页）。其实，这种观点也并不是陈独秀独有的，我们看到，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上，就打有这种观点的印记。不过，到了党的四大时，已经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处于领导的地位这一点写进了决议。应该说，这个问题至少在理论上是已经明确了。在这之后，对于这一点，包括陈独秀在内，在中国共产党里是没有人公开加以否定的。
    当然，在理论上肯定无产阶级应当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并不等于在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四大召开的前夕，彭述之写了《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虽然肯定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同时又认为“各个阶级，除开游民无产阶级外，差不多是和无产阶级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暗示和领导的”，所以这个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身上，用不着去争取。彭述之的错误，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就在于他不懂得“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在于他“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事实上，“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而大资产阶级则是“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6页）本来，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带有买办性，它从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但由于国民党曾经采取联合某些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些帝国主义、联合某些军阀反对另一些军阀的策略，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为自身的利益而资助过孙中山，因而在国民党内有着传统的影响。其政治代表就是国民党右派。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大资产阶级，它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不过，这个阶级的右翼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与大资产阶级是相一致的。其政治代表在一个时期内就是以“中派”面目出现的新右派。由于党没有争取领导权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自觉，因而在处理如何对待国民党右派尤其是新右派的问题时，也就无法采取明确而坚定的方针。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去和左派国民党结成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76页）1927年4、5月党召开五大时，又“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不过，当时所谓争领导权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对于领导权的争取，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当落到实处。具体地说，就是应当“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6页、159页、169页）但中共中央即使在五大以后也没有这样做。
    下面我们对有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分析。
    首先，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初期，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就开始注意从事农民运动。党认识到，“中国三万之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如果不努力去鼓动并组织农民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4～45页，第108页）。在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党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将成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努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07页）。在党的号召下，许多共产党员深入农村，从事发动农民的艰苦工作。彭湃被称为“农民大王”，在农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毛泽东在这个方面更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科学地总结了农民斗争的经验，驳斥了对农民斗争的种种非难，提出了深入开展农民运动的正确意见，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应当承认，陈独秀也认为，农民问题是“不可漠视”的。在三大前后，他就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他固然说过，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不过他也还说过，农村经济的破产等环境“都有驱使农民加入革命的之可能”。他的错误在于，他对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作了不恰当的分析，不了解中国农民的大多数是贫民，他们没有或缺少土地，受封建地主的压迫，革命要求极其强烈；以为中国农民中“自耕农居多数而且小农”，“贫农所受地主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等国）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运动”。这样，他就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资产阶级的身上，以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终究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在政治实践上就总是看资产阶级的眼色行事，尽力把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活动约束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范围以内，生怕越出这个范围，做出什么事情，会使资产阶级不高兴，由此离开统一战线。这也正是他对待农民运动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他不懂得，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动摇的和不彻底的，而“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工农群众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不会削弱统一战线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相反，还会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1页）。如果说，他开始时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计不足，那么，当农民在斗争中表现出革命的主动性和冲天精神，他却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页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