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独秀过份重视资产阶级不同，张国焘片面地强调工人运动的特殊重要性，但他又与陈独秀同样对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的力量估计不足。他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1992年12月）一文中说，”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同时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他们之难以加入革命，自不待言。这样，张国焘尽管在口头上后来也高喊过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由于不懂得农民是它的最主要和最可靠的同盟者，他也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了。没有了被领导者，还谈得上什么实行领导呢？
    周恩来说过：“右是放弃领导权，‘左’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用这个话来批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和张国焘在农民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很贴切的。
    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在中国，谁能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中国大多数人的拥护，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逐步提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
    党的二大所制定的农民问题政纲在列举农民之痛苦诸端时，并没有明确提及农民没有或缺少土地的问题；但曾提出“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之内，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并主张“限制租额”。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中指出，“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土地革命”。由于这个指示在7月才送达中共中央，有关精神未及在三大文件中体现出来。1925年1月党的四大已经把“中国地主重租”视为激发农民斗争的第一个原因，并提出“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的任务了。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在决议中明确指出，“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如果农民得不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党的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当前，则应当把减租、减税等作为“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62页）
    耕地农有这个目标是提出来了，由于对解决土地问题的紧迫性认识不足，由于担心激进的土地政策会引起资产阶级的动摇，中共中央在大革命时期始终未能制定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1926年10月，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共中央，“在上海占领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对于这个错误，斯大林后来公开承认过）（《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页，第8卷第326页）。同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等等，“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主张“实行耕地农有”，这是“过于向‘左’的表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64页，570页）。在中国革命的紧急时期，共产国际曾向中共中央指出，土地问题“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不过，它也只是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已。正因为如此，在1927年4-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严重的分歧。陈独秀虽然承认，“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同时却又认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太激进了”（《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期）。经过争论，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没收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这一革命原则；同时又以“不能太早分裂国民革命军的力量，不能在后方制造反革命”为理由，规定“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有的土地可不没收”。这样，可供没收的地主土地，是仍然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的。当然，正如大会所说，“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当时是不具备立即全面实行土地改革的条件的。不过，如果党有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并且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开始实行起来，这就等于树立起一面旗帜，有助于把广大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五大的土地问题决议是不彻底的，它起不到这样的作用。更何况就是这样一个决议，也没有正式公布，更不用说实行了。党在土地问题上所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它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其次，是资产阶级问题。
    大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所谓国共合作，主要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同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谈论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能不联系到国共两党的关系。
    应当承认，国共合作是把中国革命的步伐大大地加快了。由于国民党在许多地区具有合法的地位，并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党就可以在自己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以便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同时从内部来影响国民党的政策，真正改组国民党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以便更好地联合它所联系的资产阶级，并推动在它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走向革命。正因为如此，这样做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没有注定共产党必然要丧失独立性、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实上，中共三大在决定实行国共合作时，即对于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作出过明确的规定。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与敌人妥协”的倾向；这个阶级正在分化，其结果，“更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但反对无产阶级而且背叛民族革命”。“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89页）。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进一步指出：“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现实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75～176页）这些策略思想的阐明，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政治认识的进步。
    共产党的正确方针，应当是“在国民党中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5页）而当时的党还比较幼稚，许多人并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自觉，毛泽东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上总结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时说过：“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页）显然，发生这种错误，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陈独秀个人。不过，陈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负有重大的责任。固然，陈独秀也曾经正确地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每每分为革命的、非革命、反革命的这样三部分，并且表示“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不过，他并不了解，在中国，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是农民而不是资产阶级。这样，在实践中，他由于担心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会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慌而使他们离开革命，因而一味对他们的妥协倾向甚至反动倾向作无原则的让步，甚至企图用压制农民斗争的办法去迁就他们。这种右倾的错误，突出地从他对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态度上表现出来。
    蒋介石“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不过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大革命的初期，他“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党的中派”。（《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5页、208页、114页）对于执行着既联共又限共的两面政策的蒋介石，陈独秀把他看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又由于过分估计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对他只讲联合，不敢斗争。北伐的准备阶段，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三件事情上，中共中央就对蒋作过三次机会主义的让步。本来，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蒋的立场已经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可是，正如周恩来所说：“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也就是说，不懂得“各阶级代表人物是能变化的”。“代表性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7页、208页）正因为如此，当蒋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时，许多人仍然把他当做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不敢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北伐过程中，蒋全力膨胀自己的实力，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叛变革命，而党并没有设法去限制他，更没有对可能的叛变作相应的准备。1926年12月的汉口会议甚至把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与蒋的妥协当做了党的总方针。这种无原则的妥协，并没有达到稳定统一战线的目的，而只是使右派的气焰更甚，对实行叛变更没有顾忌而已。
    汪精卫集团本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可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反革命了，革命队伍中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三种力量。这样，陈独秀等就不是把武汉的汪精卫集团看作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把他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且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群众的一个组成部分，党的政策必须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以他们可能接受为条件。从这种分析出发，他们就对汪精卫集团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方针，甚至企图用投降式的让步把这个集团稳定在统一战线之内。其结果，不仅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它的叛变过程。与此同时，党又决定“完全与资产阶级决裂”，并且主张实行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其结果，又加剧了资产阶级的动摇，促成了这个集团的叛变。
    再次，是武装问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革命者想主要依靠和平的合法的手段积蓄和锻炼革命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在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不过，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开始时缺乏认识。
    党的第一个纲领虽然提到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即一般地承认暴力革命的原则，但并不认为这已经就是党在当前面临的实际任务。从1921年建党到1924年国共合作这二、三年间，党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首先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斗争等项工作，以便教育工人，积聚力量。当时，党确实还“不懂得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不过，从1924年参加黄浦军官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同时，也还领导着一批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
    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最早对武装斗争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论证。1926年4月，他写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指出：“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之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他强调，“现在有详细讨论革命斗争的方式之必要；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瞿秋白选集》第283-284页）应当承认，这些论证是相当深刻的，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在这里，他也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直接掌握革命军队这个问题。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专门作了《军事问题议决案》，指出“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事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决议强调，“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从前我们同志不注意军事运动，表示研究性质团体的色彩”，这是不应该的。上述文章和决议的发表，表明了党在大革命的过程中在军事问题认识上的重大进步。
    不过，整个说来，党对军事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足，对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这一点更没有明确的观念。之所以如此，同党对于政权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邓中夏在1925年5月所写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邓中夏文集》第129-130页）。应当说，在政权问题上具有如此清醒认识，在共产党内还不是多数。党虽然提出过“革命民众政权”这个口号，可这个革命民众政权并不是由共产党来掌握领导权的。1926年12月中央局报告特别强调，“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处处要立在民众方面工作，不可即有对于政权的尝试，我们的同志不能加入政府组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15-516页）党的主要领导人认定，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阶段还没有、也不可能很快到来，党也就没有必要直接去掌握军队，而应当以主要的精力去从事民众运动；党员可以到军队里去做政治工作，帮助国民党搞好军队建设，自己却不能担任军官，据说这样做有变成“新军阀”的危险。北伐战争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曾主张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中都建立一支如同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那样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共产党员作骨干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由于陈独秀反对，这个主张未能得到实行。北伐出师前夕，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个政治问题如何解决？陈独秀委托张国焘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张国焘只说了两句话，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反对蒋介石，所以党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北伐出师前，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蒋的直系只有一个军；北伐时，蒋竭力扩展自己的实力，国民革命军从八个军发展到四十多个军，其中大部是他收编的军阀部队。当时的党，没有争取军权的思想，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犯了幼稚病。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以后，许多农民要求参军，党把他们送到了唐生智等的部队里去，并没有想到可以依靠他们组织自己的军队。1927年春，在武汉工作的共产党人决定将一个姓连的党员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建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筹划好了。陈独秀来到武汉后表示反对。他认为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人好，怕引人妒忌；又说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这样，这个师就始终没能建立起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革命进入紧急时期，“武装问题成了一个中心问题”这时在武汉政府辖区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武装力量，这就是党直接领导的一部分正规军队与工农群众武装，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党的领导机关“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党本身还是片面地注重于民众运动方面，而不懂得没有革命军队作支柱，单靠民众运动是不能赢得胜利的，而且民众运动也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由于没有党直接领导的坚强的革命军队作依靠，当资产阶级转变革命、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发动突然袭击时，党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抵抗，中国革命由此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期，则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8页）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事实上，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是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压力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比如，农村掀起大革命风暴之后，中层以上社会以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陈独秀等也就跟着攻击农民运动“过火”，想尽力把它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以内。这种做法，在客观上正好适应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
    不过，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认为当时的陈独秀就是自觉地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陈独秀错误的产生，还有着深刻的认识上的原因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份，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这是一个很中肯、也很深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