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如果党的干部的多数尤其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多数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有比较明确和一致的认识，那么党的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意见就不可能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即使一时居于支配地位了，也是可以通过正常的民主秩序及时加以改变的。问题恰恰在于，既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那么，党的干部的多数、党的领导集体的多数也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是成熟的。正是这种状况，使得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在大革命后期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可能。不错，就是在这个时期，党的一部分领导骨干，如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等，也曾经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进行过斗争，并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过比较正确的意见。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是这些领导人也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已经有了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而能够全面地提出自己对整个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且坚定不移地带领党内的同志同陈独秀的错误进行有力的抵制。比如，毛泽东是在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问题上代表了党的正确方向的。
    蔡和森就讲过，“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党的机会主义史》）毛泽东本人在八七会议上对于自己同中央政策的错误所作的斗争，作了以下的叙述，他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这就是党在幼年时期的真实情况，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发生，是不足为怪的。
    应当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一个政党同一个人一样，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66页）对于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尤其是这样。问题并不在于共产党是否会犯错误，而在于它怎样对待错误。犯错误固然是消极的事情，如果能够正确对待，也可能带来积极的结果。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宗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是勇于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告全体党员书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开的承认并纠正错误，“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52页）它正是汲取大革命时期犯错误的教训，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从而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