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我中原人民解放军奋起抵抗，英勇突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此开始，美国的“调停努力”也宣告破产。此后短短三年，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美关系也开始了一个漫长的里程。在三十多年的过程中，中美从对立和对抗状态演变到相互谅解、合作和友好协商的状态，有了重大的发展。然而千变万化，直至现在，中美关系仍然可以隐约看到解放战争的影子，因此重温一下50年前的中美关系史，对现在和将来的外交关系，无疑有着深远的重大意义。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解放战争是中国急剧变动的复杂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涉及美国对华政策、中共对美政策和国民党政府对美政策。这些问题都带有历史的继承性、连续性，并且都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我们先来谈谈美国对华政策。
    历史上美国同中国发生关系，大约以1844年《望厦条约》开始，从这个条约签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期间，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不重要的、不平等的和敌对性的。就是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对远东事态发展的进程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所以显不出其重要性；而美国又以一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欺侮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并且从中取利最多，因而使中美关系处于不平等和敌对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比较重要、比较平等、后来又更加敌对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力量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盟国的利益要求打赢这场战争，所以此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部注意力就在于：一是鼓励中国的两支主要力量--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起来动员各自的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二是说服苏联加入远东的冲突，帮助打败日本。为此，从1941年到1943年美国罗斯福政府逐渐形成了战时对华政策，它包括两个目标：第一，有效地共同对日作战；第二，在战时和战后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美国政府采取了支持蒋介石的方针，他们始终认为共产党“集团”将不得不服从“政府”的利益，从而大大低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从以下几个事件行为中，可以看出，尽管美国政府内部争吵不休，但最终对华施行的原则都是支持蒋介石，解放战争中又发展到扶蒋反共。
    1.史迪威事件，由于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1944年7月7日罗斯福接受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致函蒋介石，要求蒋任命史迪威“指挥一切中美军队”并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和全部责任和权力。但因为史迪威同样支持中共抗日，蒋介石就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并要挟迫使罗斯福召回史迪威，由对中共存有偏见的魏德迈代替。从这一事件中，美国政府屈服压力，向蒋让步，说明美国扶蒋政策更明确了。
    2.赫尔利的使命，1944年9月赫尔利作为总统个人代表使华。在国共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中，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的立场是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但容纳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赫尔利最初主张国民党作出政治让步而共产党交出军队。为此，赫尔利曾于1944年11月10日在延安与毛泽东共同签署了五点协议草案。可是当蒋介石拒绝这个草案之后，赫尔利又改变了态度，企图压服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建议。这是因为赫尔利相信，他的使命就是防止国民党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并帮助他统一中国军队，由此赫尔利倒向蒋介石一边，使谈判陷入僵局。
    赫尔利的对华意见，在美国曾产生了分歧，并引起一场辩论，但辩论的结果，仍然是亲蒋的赫尔利和魏德迈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赫尔利1945年4月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告：“中国的军事机构、美国的军事机构、中国中央政府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现在是一支队伍。”他声称：美国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他在讲话中始终把中共与封建军阀相提并论。赫的这番讲话，说明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基本形成。
    3.马歇尔“调整”。1945年12月美国试图作出一个重大外交行动，即派遣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他的任务是组织更广泛的联合政府，避免中国内战的爆发。美国的设计方案是，由美国出面调停，国民党让出部分权力给中共，同时着手民主改革以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独裁的政府，把共产党联合统一到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中去，从而达到不战而降服共产党的目的。马歇尔来华的这一使命要求他一方面谋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国内争，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单方面援助国民党政府。这一使命的内在矛盾为准备发动内战的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迎合了国民党的需要。蒋介石利用马歇尔调停的机会争取时间，争取美援掩饰其军事行动，抓紧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最终公开了顽固坚持的内战方针，逼迫马歇尔让步，逼马歇尔改变态度服从国民党的需要。马歇尔虽然对蒋阳奉阴违的手法十分厌恶，但他支持反共的国民党政府的基本立场始终未变。据有关资料反映，就在马歇尔以“中立”身份调停国共冲突期间，美国对南京政府的援助，就其数量、范围、程度而言，都大大超过了对日作战时期。马歇尔调停使命，随着国共和谈最终破裂而完全失败，但蒋介石无疑是马歇尔调停的最大受益者，他利用这一调停几乎达到了自己的全部目的，甚至由于马歇尔的调停，促使蒋介石等人形成了战后对美政策的一个基本设想和信念，即坚信在国共冲突中，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始终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政府，不会或不能抛弃它，这一设想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始终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和坚持内战的精神支柱。
    4.魏德迈使华。1947年7月杜鲁门政府派遣魏德迈使团访华。他到达中国后提出两大任务：第一：说服中国人，他们必须提出证据证明美国援助将不会被浪费；第二，说服华盛顿，这样的援助是必须给的。他在访问了几个城市后，亲眼看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状况，就提出必须改革，但他的目的仍然是支持国民党政府。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建议：中国简直是太重要了，不能冒险让其落入共产党手中，如果中国被“苏联或一个亲苏的政权所控制，中国将向我们的敌人提供这些财富，从而危及美国在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的基地的效能”。魏德迈9月回到美国后，国会中的中国帮立即发起了敦促给蒋介石以新的援助的攻势。
    5.美国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行动。我们从以下中共公开发出的评论报道，可以清楚地洞悉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1946年6月22日《毛主席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1]
    1946年8月14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在马歇尔未来以前，蒋介石的军队用美械装备的为39个师，现在则为57个师，而且全部用在前线，此外还由美机编成的空军，美舰编成的海军。”“七个半月的”调处“和”援华“，”调处“和”援助“出来一个更大的内战。”
    194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美国以剩余战争物资援蒋内战的声明》指出：美国“将以五万万美元的低价供给蒋介石，以免蒋现在依靠美国支持而进行的全面内战在某一天将因军火不足而终止。”[2]
    1948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言人痛斥杜鲁门援蒋咨文》痛斥杜鲁门十八日向美国国会要求批准以五亿七千万美元援助蒋介石匪帮。
    1948年3月15日美帝援蒋初步统计已达46亿4千零49万8千2百23美元，包括抗战时期的援助合计为62亿零8百29万8千2百23美元。
    1949年8月中共连续发表文章评论艾奇逊的白皮书，其中指出：“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战争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3]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对华政策是赤裸裸的扶蒋反共，调拨内战升级，这是铁证如山，是赖不了的。
    二、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
    我们再来谈谈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
    1944年8月毛泽东来自为延安《解放日报》修改审定了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1949年8月毛泽东又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从“欢迎”到“别了”反映了中共与美国交往的历史和对美政策的演变过程。
    中共与美国的合作，开始于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共瓦窑堡会议。中共提出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建议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积极开展对美英苏等国驻华使馆的联络工作，在政治上积极争取美国政府的舆论界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关注，利用美国的影响来改善中国的政治状况，制止内战，促进国民党政府的改革。
    1944年7月美国首批官方代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标志着美国与中共的半官方关系的建立和军事合作的开始。中共希望这将导致与美国的进一步合作并取得美国的援助，同时也积极推进与美国的政治合作；对于美国介入国共和谈，促进成立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和欢迎态度。1944年9月赫尔利来华，在中共邀请下到延安与中共会谈，达成五点协议，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赫尔利的工作和会谈的成果。中共的合作政策为美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与余地来选择决定战后的对华政策。遗憾的是，赫尔利放弃了由他签字担保的五点协议，反过来和国民党顽固派一起演出了一场逼迫中共交出军队、放弃根据地政权的双簧戏。对此，毛泽东极为愤慨，但仍十分克制，希望与美军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赫尔利的行动最终打破中共的希望。他不但中断了与中共的军事合作，清除了使馆内的反对派，而且回国去争取总统的支持，将美国对华政策纳入扶蒋反共的轨道。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对外政策。中共根据赫尔利扶蒋反共政策大大助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气焰和希腊事件，认识到，尽管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毛泽东经常以此告诫全党，警惕新的外来干涉的危险，要学会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争取以自卫战争换取战后的和平统一”的总原则下，调整了对美政策；一方面不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也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对美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进行严正批评和坚决抵抗；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争，减少其寻衅借口，以争取其暂时的、甚至形式上的中立。
    1945年底马歇尔抵华介入国共调停，对于他第一阶段的工作中共给予了高度评价。1946年2月9日毛泽东向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充分肯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及马歇尔的调停成果。中共的合作政策再次为美国提供了选择符合长远利益的机会，但美国又一次把自己和蒋介石集团拴在一起，使国民党在美国多方实际援助下，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参议院提交了《军事援华法案》，6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为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它标志着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4日中共中央发出《动员群众要求美国改变援蒋政策的指示》，7月内战全面爆发。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调停失败。
    一年的交往使中共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指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并不希望它援助中国人民，只希望它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即是说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一个从工农到蒋介石都有代表权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
    在经历了对美国的希望和失望之后，中共面临着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的直接挑战。毛泽东全面分析了战后世界形势，提出了“中间地带”及“两大阵营”的理论，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依据这个理论，在内战初期主要克服自己队伍内部的惧怕美国的思想；在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时期，强调集中力量消灭蒋军，同时注意对美斗争的策略，尽可能减小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程度。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中共胜利已成定局，中华民族与美帝的矛盾就更突出了。中共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即一方面支持蒋残余军事力量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派遣走狗混入革命阵营，从内部破坏革命。为此中共提出了对美政策的基本原则；在思想上军事上作好与美国进行直接武装对抗的准备，在关于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交问题上，采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在经济关系上奉行互通有无的原则。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了“一边倒”政策，明确表示了新中国在战后世界政治中的立场以及关于它的战略构想。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中共只能作出这种选择。首先是美国政府未能给中共留下选择的余地，美国奉行“等待尘埃落定”的现行政策，对国民党政权还抱有幻想，这就使中共难以迈出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其次是苏联的态度促使中共更为坚决地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苏联基本上对中共一直是友好态度，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苏联就商定待新中国一成立，立即给予承认，同时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给予可靠的帮助，而美国对此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这就必然促使中共积极寻求与苏联结盟。
    勿庸置疑，美国的扶蒋反共外交，破坏了中共与美国合作的基础，使中共不得不中断了与美国的关系，由合作走向了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