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返回重庆后，陈诚想以“舒适生活”感化叶挺，让他家人过神仙生活，然后再劝他工作。先是摆电影酒会，每隔三、五天举行一次，每次必请叶挺，叶挺也是每请必到，寻找一切机会，同陈诚一帮人作斗争。有一次在看完电影后，陈诚搞了一个别致的深夜送客，精心安排了“武官骑马，文官坐轿”。颇有点儒雅之风。当叶挺步出门外，陈诚请他上轿时，当众挖苦他说：“啊呀，辞修兄，两人抬的轿子多寒酸，要八人抬的才气派！还应打“万民伞”、举“回避牌”，护兵穿上战袍，佩上腰刀，这才象现代远征军司令的威风派头！”（注：《星火燎原》1984年第2期第68页。）说罢哈哈大笑，撇开陈诚，大步离去。这帮达官贵人，一个个哑口无声。有的悄悄地低着头走了，有的钻进吉普车，没趣地各自东西。一计未成，又施一计。陈诚又企图用山珍海味来消磨叶挺的意志。决定将自己的特级厨师专做鸡汤鱼翅的高手孙福生派去做饭，孙按照陈诚的旨意，高高兴兴地上了叶家，准备露一手。谁知海味还未做好，就被叶挺发现了。对孙福生吼道：“你马上给我走，把带来的东西拿回去！”并叫来王翔，怒气冲冲地问道：“是谁叫那个厨子来的？我告诉你，不管是谁，都别想在我身上打主意。我不是吃民脂民膏的国民党官老爷。新四军官兵在前线忍饥挨饿，流血牺牲，却叫我在这里吃海参、鱼翅，你们真想拖我下水么！？”（注：《星火燎原》1984年第2期第68页。）王翔待叶挺平静后，如实讲出了派孙福生来的来龙去脉，叶挺才请王坐下，语重心长地说：“我想你们周行长不敢也不会这样做的，这里面有文章呀！又是陈诚在算计我！你回去把我对这件事的态度给苍柏讲，你把这个厨子和东西也一起带走，给陈诚退回去。”（注：《星火燎原》1984年第2期第68页。）
    陈诚向蒋介石承诺的劝降使命毫无进展，眼下又急着回昆明，不得不硬着头皮把叶挺请到自己家里交谈。陈诚提出：“请你就任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或代理司令长官。”陈诚的话一出口，叶挺就堵陈诚的嘴说：“你这是旧事重提，我就旧话重说，碍难遵命！”陈诚说：“你要抗日，在新四军是抗日，在六战区也是抗日。”叶挺说：“你们三战区是不打日本人，专打新四军和共产党抗日组织的，你们六战区是不是真打日本人，而不打抗日的共产党和进步力量，这个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有数。”陈诚说：“我希望你理解我的心情，因为这不是你我之间的个人私事。”叶挺说：“你是代表最高当局的，我对这个从来是明白无误的。我在上书委员长时，也直言不讳地说过，要我做违背良心的事，是断然不能的。”陈诚无可奈何地说：“扪心自问，我对你绝无陷害之心。”叶挺毫厘不让：“这很难讲，我们共过事，有过私交，但没有公交，没有共同的信仰。也许你认为这样做是为我好，但我则认为你是落井下石，我是很重气节的。在我国历史上，气节是人的第二生命，如果没有气节，没有人格，活着还有何意义，往后也要受到历史的裁决！”俩人越谈越僵，陈诚要叶挺考虑自己的处境。叶挺说：“我早考虑过了，你们想收买我这个俘虏，那是白日做梦！”陈诚要叶挺冷静一些，叶挺义正词严：“你们要我逆来顺受，老实告诉你，想要我做副长官、代长官，除非蒋介石下台，让共产党、毛泽东领导抗日！”陈诚恼羞成怒，要叶挺检点言词，叶挺气炸了，推翻了他的桌子，茶具器皿打了一地：“你不必为难，我也不想再当这个寓公隐士了，请你赏我一颗子弹，叫我死个痛快；或送我回重庆，我愿长坐监牢！”（注：《星火燎原》1984年第2期第68页。）陈诚的副官见状赶快驱车接来了周苍柏，由他好言劝解，才把叶挺送走。
    尽管陈诚碰了钉子，但一想到还未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对征服叶挺便不死心。一方面指使他的下任孙连仲及其帮手罗卓英、吴奇伟、郭忏等，轮班前往游说，叶挺不仅不理睬这些人，还打了郭忏一拐棍。另一方面，他回到云南后仔细捉摸，觉得叶挺之所以拒绝任职，主要是因为他对国民党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有意见而造成的，我的远征军在国外，摆脱了两党两军的纠纷，可算是真正打日本人。如果请他到远征军中任职，他可能不会拒绝。他抱着这个想法，一次回恩施“视察”时，再次拜访叶挺：“请你到远征军中任职怎样？”叶挺却明白地表示：“只要是国民党的官，在国内不干，在国外也不干！如果你们真让我抗日，就放我回新四军！”（注：《星火燎原》1984年第2期第68页。）陈诚对叶挺可算是机关算尽，自觉得为公为私，难以相处，自认无法“感化”，于是把叶挺又推给了蒋介石。蒋又把叶挺送往第四战区广西，让张发奎管理。叶挺在桂林郊区过了一段艰辛的生活。后来，蒋介石听说叶挺与何香凝、千家驹、柳亚子等人来往频繁，所以又让戴笠派特务采取绑架手段将叶挺第二次押到恩施。”（注：《名人传记》1992年第5期第9页。）
    国民党反动派对叶挺总是以高官厚禄相许，逼其归顺，均遭严词拒绝。这次他们企图用经济的手段来征服叶挺相屈。本来他第一次到恩施，就是在蒋介石和陈诚答应他“不沾六战区一饭一水，由老朋友周苍柏的个人积蓄中借支，以后如数偿还”为条件才来的。叶挺在恩施住下后，由湖北省银行行长周苍柏派行里职员王翔负责叶挺的生活。叶挺总是每月按当月大米的价格与货币的比值认真计算，大体开支相当于王翔月薪的数目，决不多借。他总是告诫周苍柏和王翔：“我是一个新四军战士，我的生活要与我的身份相同，我不能享受于前线战士几倍十几倍的待遇！”可是，这一次周苍柏也停止了支借供养。面对严峻的生活困难，叶挺蒋军更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决意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他对孩子们说；“我们本是农家子孙，只要我们有双手，我们就能生活。只有劳动才能有饭吃，不劳动的人是吸血鬼、寄生虫。”于是他带着孩子在住所附近垦荒两亩多地，种上玉米、红薯和蕃茄、白菜、萝卜；还饲养了五六头猪，十多只兔，四十多只鸡鸭和十来只山羊；另外还开辟了一大块茶园，生活基本达到自给。据特务郑达昌交待：“军长每日总有一半的时间劳动，种菜、扯草、上肥料。四、五十岁的人，精神比青年人都好，俨然一位朴实的农民。小姐、少爷也下田，或放羊、喂兔、赶鸭子。时属夏令，蚊声如雷，可他连破蚊帐都没有，却给夫人的家书中云：“赤膊抗蚊虐，睁眼盼天明。”（注：《回忆叶挺》第132页。）在艰苦的环境和简陋的生活面前，叶挺将军总是以革命的乐观主义对待监禁生活。孩子们上学读书，也教育他们要守气节。
    叶挺将军的浩然正气，使监视他的特务也暗自叹服。郑达昌在反省书中写道：“我在叶军长家，每天帮助弄两餐干饭，做事大家做，吃的东西大家吃。军长还教我做广东菜，我也学会了……，有时还把他自己穿的衣服送给我穿。每周洗一次衣服，我洗时，军长、小姐、少爷都帮忙洗。”尽管特务调换频繁，叶挺从来不放过教育他们的机会。据郑达昌交待，军长对他说：“我知道你们是来监视我的，这都是陈诚闹的事。”军长高兴时还对我说：‘共产党做事，大家一样，有好大能力作好大的事业，有多少力量担多少担子，一切是公开的，不象国民党讲派别，分系统，又要有背景，有关系才能作事。’还讲了许多关于国民党的腐败，政治黑暗的事实，讲国共两党之间的区别等等。同时还给我们分配劳动任务，跟军长一起下地干活，经常说：‘人都要劳动，不劳动不得食。’”（注：特务郑达昌的交待材料（现存恩施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