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最主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所决定的。九·一八事变前，南京政府与蒋介石的所谓“安内”，首先是围剿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其次是“削平”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广州国民政府等国民党内反蒋派。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首次提出了“安内攘外”的口号，通电说，“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40）]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谋求与广州政府统一，“本党同志必须抛弃一切意见，造成强固的大团结。”[（41）]但仍视中共为心腹大患，坚持先剿灭中共，然后再谋抗日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国民党中执委发布《为日军侵华对各级党部训令》，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42）]蒋介石则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43）]《蒋总统秘录》在谈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抗日要求，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时写道：“蒋总统站在国家主席的立场，要是采纳学生们的希望，对日本宣战，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却不能不审慎考虑到宣战的后果，因为在国内尚有汪兆铭等分裂派（广州政府）和共产党制造叛乱等情况存在。……是故纵使被一部分激愤学生误指为‘软弱外交’，备受责难，但一时必须极力忍耐的决心，则不曾为之动摇。”[（44）]蒋介石后来回忆总结对红军的围剿时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决定‘安内攘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谋抗日，这一政策的坚持不变，就是第五次围剿成功的根本因素。”[（45）]
    可见，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的外交，决不是偶然的，是诸种因素决定的，“剿共”是主要因素，仅仅将之归结于某一方面原因是不够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很难合理而全面地解释南京政府后来对日政策的转变。
    三
    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的外交虽不久即告破产，但这一政策施行的过程，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检验和南京政府内外政策本质暴露的过程。
    一个国家在反对外来侵略时，除进行军事斗争外，开展外交斗争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一方面。特别是在国际上展开宣传攻势，揭露事实真相，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正义支持。这方面，南京政府倾其全力，的确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决定“电令驻外代表向国际间宣布”，除“电非战公约各国”和中国驻国联代表外，并分电中国驻爪哇、海参威、新加坡、金山总领事馆并转南洋、俄属、英属、美属各馆，“仰向驻外地各界宣传真相。”事变真相迅速为各国所了解，各国舆论纷纷谴责日本侵略暴行，同情和声援中国。美国报纸“多著论抨击日军在满洲之暴行。”苏联《真理报》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非自卫而出兵”。甚至德国柏林报纸也发表评论，指责日人在中国东北之暴行，“实违背国际公法”。[（46）]国际联盟也较积极、主动地召开多次会议解决“中日冲突”，中国代表在国联会议上，充分揭露了日本侵略行径，用大量事实有理有据地批驳了日本代表所谓的出兵东北的种种“理由”，争取了多数国代表的支持。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在其所撰的《外交六十年》中，对当时国联的气氛有过描述，他说，日本占领长春并向吉林推进的消息传到国联，“遂致引起各国代表的激愤，于是，理事会的情势，乃对于日本颇为险恶。”[（47）]10月15日，国联行政院以13票对日本1票通过邀请非国联成员美国与会的决议。24日，国联行政院讨论限日军撤退的决议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危地马拉、南斯拉夫、挪威、巴拿马、波兰、秘鲁、西班牙等国代表一致拥护，只有日本代表反对，意大利代表夏乐耶说：“在过去十二年的经验中，还没曾见到过理事会（行政院）全体对某一国家有如此反感的先例”。[（48）]日本在国际上遭到了孤立。
    应该看到，国际联盟是列强为缓和国际冲突、相互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是暂时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列强对外侵略是不可能接受它们签字的所谓国际条约限制的，而国联盟约确也无力制止列强的侵略战争。国联盟约对于联盟会员国破坏盟约“而从事战争者”，采取的措施见诸于盟约第16条，该条款规定，对于上述国家，“其他会员国应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之关系，禁止其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人民之各种往来，并阻止其他任何不论其为联盟会员国或非会员国之人民与该国人民之财政上、商业上或个人之往来”。这属经济制裁性质，但只是要求“应该”怎样而已。军事上，国联“行政院有向各有关政府建议之责任，俾使联盟会员国严格地派谴陆海空军，组织军队以维护联盟盟约。”[（49）]这也只是“建议”，并非强制执行。九·一八事变后，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所谓国际和平条约的不可靠，他们指出：“对于会员国土地的不可侵犯和政治的独立没有一个可靠的保障，是国联盟约所有主要缺点里的一个”。[（50）]“至若国际公法云云，非战公约云云，识者早知其不可恃，观夫此次日本侵我东北，不宣而战，……至诉诸国际联盟，其结果亦不过画一个阅字”。[（51）]
    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是必要的，但是以对侵略者不抵抗，妥协退让为代价，则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当时有的文章指出：对日本侵略不抵抗，恰恰是“不能履行国际联合会所规定的义务：凡是国联会员国，都应自卫其国家，遇有其它会员国侵略时，应出以正当之自卫。中国对日，如果再不抵抗，就是违背国联的规定”。[（52）]“战败而屈，表示吾人虽乏自卫能力，而尚有自卫之意志，列强尤可同情于我。不战而屈，彼列强将鄙我为无自卫之意志，言我为无血性之民族。人无意志无血性，尚有何权力立足天壤。世界虽大，又谁复能与之同情哉？是故吾人今日欲得世界同情与列强的援助，不能不先与倭决一死战”。[（53）]
    从当时情况看，欧美列强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火中取栗。诚然，国联曾和平调解希腊、保加利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间的纠纷，但这些都是小国间的冲突。这些小国“在英法两大国主持的国联的压力下，自然俯首听命，而发动沈阳事变的日本，其国力地位岂是希保可以比拟”？[（54）]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经济危机中，英、法、美等列强更关心的是自身利益，“聚集在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会议的各国代表们，比起对于亚洲一角的中国东北情势还更为关心的，是在对于本国有直接影响的欧美经济问题。”[（55）]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深刻地揭露了列强操纵下的国联的本质，“老实说，国际联合会虽然是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种良好制度，但还只是个十余龄的小孩--尤其是对于东（三）省的问题，更是受各强国（当然日本在内）操纵的一种‘木人戏’，我们越哀求的利害，他们的戏就越耍得滑稽而无聊，而我们也就越是可怜。”[（56）]从国联调处“中日冲突”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国联和美国对日本的侵略一直采取迁就退让，企求和平解决的态度，国联行政院通过的决议，一再抹杀中日战争的性质，不辨是非，避而不提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惊呼：“国联的威信安在？！”[（57）]而国联比较有实际意义的10月24日要求日本限期撤军的决议，不仅遭到日本反对，美国也表示：国联“规定一个日本撤军的期限，这是不明智的举动。”日本正是利用了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国联的软弱无能，毅然退出国联，扯下最后一块遮羞布，搬开绊脚石，在中国大施拳脚。可见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不惟没有制日，反而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南京政府所谓忍辱负重，潜心备战，方能一雪国耻的论调，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骗人的。当时曾有人尖刻地批驳这一论调：“此种‘老成谋国’之言，用于前此弱而未亡之中国则可，用于目前危而就灭之中国则不可。”“自甲午一役，我国对日，无时不以‘不抵抗主义’为外交政策，……回忆我当局每次受挫于日，辄言忍辱图强，誓雪国耻，而其结果，则积耻如山，每况愈下，国日以乱，兵日以弱，继斯道而往，虽期以百年，亦复何济。”[（58）]诚然，旧中国贫穷落后，实力远不如日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世界史上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例并不鲜见。
    如果说南京政府没有一点抵抗日本侵略的实力，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是南京政府的实力用在了所谓“安内”上，铲除异己，“剿灭”中共。这就是南京政府标榜的“潜心备战，养精蓄锐”！“积聚抗日实力”实际上是在消耗抗日实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抗战的生力军，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实行坚决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盗占领东三省。”[（59）]但蒋介石南京政府调集重兵继续加紧围剿这一抗日的有生力量，1932年夏，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63万兵力围剿红军，宣称：“这次围剿的成败，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能成功，誓当成仁”。1933年9月，蒋介石更动用了百余万军队，向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进攻。由此可见，不能说蒋介石南京政府没有实力。但其置民族危亡于不顾，视中共而不是日本为心腹之患，不惜倾全力加以剿灭，以期建立起独裁统治，这就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阶级本质所在。
    注释：
    ①《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绪编》（一）第278页，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版。
    ②同①第321页。
    ③《大公报》1931年9月21日。
    ④《中央日报》1931年9月21日。
    ⑤同①第281页。
    ⑥同①第286页。
    ⑦同①第282页。
    ⑧《中央日报》1931年9月29日。
    ⑨同①第321页。
    ⑩《东方杂志》第28卷22号。
    （11）《中央日报》1931年9月25日。
    （12）《大公报》1931年9月25日。
    （13）同①第291页。
    （14）同①第276页。
    （15）同①第296页。
    （16）同①第286页。
    （17）同①第282页。
    （18）《革命文献》第35辑，第1200～1202页。
    （19）《中央日报》1931年9月22日。
    （20）同①第286页。
    （21）（台）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8）第44页。以下同。
    （22）同①第305页。
    （23）《顾维钧回忆录》（一）第416～418页。
    （24）同①第282页。
    （25）《蒋总统秘录》（8）第49页。
    （26）同①第287页。
    （27）同上，第291页。
    （28）同上，第296页。
    （29）《大公报》1931年10月7日。
    （30）《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7日。
    （31）同①第323页。
    （32）同①第292页。
    （33）《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4日。
    （34）同①第305页。
    （35）同①第282页。
    （36）马越山《九·一八事变实录》第13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版。
    （37）《大公报》1931年9月29日。
    （38）同①第315页。
    （39）《中央日报》1931年9月29、30日。
    （40）《国闻周报》第8卷第30期，第3～5页。
    （41）同①第279页。
    （42）《中央日报》1931年9月20日。
    （43）《国闻周报》第8卷第48期，第3页。
    （44）《蒋总统秘录》（8）第55页。
    （45）（台）《蒋总统集》第280页。
    （46）《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1598～163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7）转引《蒋总统秘录》（8）第45页。
    （48）转引《蒋总统秘录》（8）第80页。
    （49）方连庆、杨淮生、王玖芳：《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第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0）《东方杂志》第31卷4号。
    （51）《中央日报》1931年9月29日。
    （52）《中央日报》1931年12月8日。
    （53）《中央日报》1931年9月30日。
    （54）（台）《民国20年东北事变与国际联盟调处之经纬》，第59～60页。
    （55）《蒋总统秘录》（8）第50页。
    （56）《中央日报》1931年9月29日。
    （57）《中央日报》1931年9月30日。
    （58）《中央日报》1931年9月30日。
    （59）《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