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革命，又称工业革命，是世界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1期发表的汪敬虞先生《发扬近代中国产业革命精神》一文，对产业革命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作了精辟的论述，读后颇受教益。但文中某些观点似尚需要进一步阐述和完善。笔者不揣浅陋，撰文求教于前辈汪先生和各位学者。
    汪先生认为：“中国没有经历产业革命”。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是“近代中国又充满着产业革命精神”，如果从意识形态发展的独立性的理论角度，和中国也曾存在过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过程的逻辑推理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可是，究竟什么是“产业革命精神”呢？这是首先必须搞清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断言中国是否存在过“产业革命精神”。
    汪先生给产业革命下了定义，“产业革命的精髓，是先进的机器生产对落后的手工生产的取代，是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大解放。产业革命代表整个一个生产的变革时期。”这样一个关于产业革命的定义显然是正确的。但是，界定了“产业革命”不等于就明了“产业革命精神”，二者不是一个概念。
    “产业革命精神”是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的概念，从汪先生对中国产业革命精神的叙述看，“产业革命精神”指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驱动人们追求产业技术近代化和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的内在动因。显然，这属于精神的、意识形态的范畴，与引起社会物质生产力变革的产业革命不同。
    产业革命首先发端于英国，而后扩及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精神”首先应当存在于这些地区。那么，驱动这些地区的人们狂热追求产业革命的内在精神动因是什么呢？产业革命有其经济的、政治的，科学技术的历史动因。就精神动因而言，就如法国著名史学家保尔·芒图所精辟概括的，是“发财的坚强意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译本，第181页）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资产阶级争先恐后地利用各种发明，利用机器设备代替手工生产。这其中，充满了狡诈、欺骗、偷窃甚至谋杀。在这里，“资本家的主动精神是自私自利的”。（同上书，第144页）被誉为“英国大工业的起源”的阿克赖特在1785年被宣布犯有剽窃发明罪。飞梭的发明人约翰·凯被那些想利用他的发明却又拒付使用费的人搞得穷困潦倒。产业革命犹如一个大战场，“胜利者就是那些无视其对手而能扩大自己事业范围并能找到越来越多的市场的人”。（同上书，第11页）美国史学家本·巴鲁克·塞利格曼把美国产业革命时期的精神驱动力概括为“以冒险创办、阴谋、盗窃发明、投机和公然舞弊为特征”。（《美国企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译本，第103页）很明显，在西方产业革命的进程中，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正是人们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单行本，第28页）这就是西方产业革命精神，这就是西方产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
    反观近代中国的历史，同样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过程，中国人民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内在精神动因是极其不同的。这就是汪先生所概括的，“为改变中国生产力的落后而不服输的精神”，“渴望国家独立富强的爱国精神”。伴随近代中国人民追求先进机器生产始终的，是人们对祖国的挚爱，对祖国命运的深深忧虑，和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搏击精神。除了汪先生文中所列举的，我们还可以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画卷上看到许多，许多……在这里，人们引进先进的机器生产、创办企业的动机不是来自“发财的坚强意志”，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发财。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奠基人之一张謇，在中国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的刺激下，毅然放弃了状元这顶桂冠能够带给他的荣华富贵，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的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发出了铮铮誓言：“指弃所恃，舍身喂虎”。著名化学家、实业家吴蕴初看到充斥中国市场的日本味精，感到遭受了极大耻辱，从而激发了研制味精的巨大动力，并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当他的产品驱逐了日本产品、畅销全国时，为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又主动放弃了国内的专利权。近代中国第一家采用机器生产萄葡酒的企业--张裕酿酒公司的创始人张振勋，是受了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的一席话的启发而激起蕴藏心头已久的实业救国的念头的。龚照瑗说：“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现中国贫弱，何不归来救国。”在创业的过程中，他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但从不灰心，锲而不舍，终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张裕生产出了闻名全世界的金奖白兰地。汪先生文中提到的范旭东，与吴蕴初并称“北范南吴”，是近代中国又一著名化学家、实业家。他创办的企业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就是这样一位大实业家，在他逝世后，夫人和子女的生活却发生了困难。他把全部精力和财力都献给了中国的基础化学工业。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一个“钱”字能够解释得了的。他们把民族、国家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甚至可以献出生命。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以领导生产固本肥皂，从而打破英国中皂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而闻名于世。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挽救同胞的生命，他毅然赴难，献出了正值盛年的宝贵生命。他在日寇面前大义陈词曰：“死则死耳，中国人爱中国份也！”
    显然，这种价值观是不能与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同日而语的，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前者远远超出了后者。这正是近代中国之所以倍受欺凌而不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将近代中国人民奋起搏击，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精神称为“产业革命精神”，是不大妥当的。“产业革命精神”使人联想起的是“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的丑物。而近代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则给人以力量，催人奋进，它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簇璀璨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精神之花。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找到马列主义之前最重要的精神驱动力之一。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是，中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而付出的巨大努力是不应忘记的，他们的功绩已经载入了史册：他们那种不畏艰险，艰苦奋斗，为了祖国、民族的利益可以献出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汪先生所言，“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