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临近，关于战后安排的问题日渐重要，特别是战后对日处置问题，与中国关系尤为密切。孙科作为国民党中抗日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时期以主要精力密切关注着战局演变和国际战略问题，从1941年9月至1943年10月， 他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身份，先后在美国、香港、国内的报刊发表文章（或公开演讲）十余篇（次），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张，指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断然予以破坏，永使绝迹”，使“日本军国主义之疫疬，于此后百年间不再循环复演”。〔1 〕并对同盟国内一些人在这类问题上的各种错误主张如“中国威胁论”、保留部分日本实力的“国际均势论”、阻碍中国收复台湾的“台湾国际共管论”等进行了批评，表明了中国方面的基本立场。
    一、中国应收复自甲午战争以来被日本掠夺的所有失地
    1942年7月7日，孙科在《我们的最后胜利就在前面》一文中指出，日寇的最后覆灭，已经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中国不但要恢复“九一八”以来之失地，而且要恢复至甲午战争之前。“就是说：甲午之战所失去的台湾及澎湖群岛，日俄战争被掠夺的旅顺、大连与南满铁路，‘九一八’后被侵占的东北四省，‘七七’后被敌寇一时所蹂躏之沦陷地区，都一起归还中国。”〔2〕这与其后11 月份外交部长宋子文在答中外记者问中表述的立场完全一致，是国民政府领导人在此问题上两次较为重要的表态，确立了中国在收复领土方面的基本原则。
    对于收复失地的范围，当时出现异议而有损中国主权的主要是两个地区：
    一个是东北。美国有人在报纸上公然主张战后东北应划归苏联版图，由苏联统治。对此，孙科驳斥道：中国所以最早起来抵抗，单独进行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其起因即为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东北数省是中国领土，日寇侵占以后，更以之作为威胁中国的根据地，“若反侵略同盟国共同击溃日寇，获得最后胜利以后，中国而仍不能收复东北失土，则中国抗战究尚有何意义？”〔3 〕主张中国在克服一切困难、彻底击败日本之后，一定要收复东北。从后来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来看，同盟国内关于苏联的东北特殊权益之议并非空穴来风，孙科的担忧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另一个地区则是台湾。某些人提出所谓“台湾国际共管论”：1942年8月，美国《幸福》、《时代》、 《生活》三大杂志刊行了一本题为《太平洋关系》的小册子，公然提出战后台湾由国际行政机构管理，台湾“不宜划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台湾居民亦不得投票，要求归回中国”。对此，孙科更是明确表示反对，11月13日，他在《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对之加以痛斥，并要求收复台湾，这是我国批“共管论”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中共《新华日报》在1943年1月1日曾全文予以转载。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经过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英美苏等国均接受了中方的这一要求。
    二、彻底消灭日本的陆海空军，解散其军事教育机关，以褫夺日本法西斯赖以发动战争的资本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9月1日， 孙科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一文，即提出中苏英美四国联合一致，“对日本侵略者加以制裁，彻底解除其侵略武装。”1941年12月7 日日美开战后，孙科对战局的估计更趋乐观，次日他在“中枢纪念周”作题为《太平洋大战与中国》的报告，指出，日本陆空军已受到中国相当的削弱，只有海军还较为完整，对中国构成较大威胁，国内不少人对此也感到忧虑，“现在日本竟然发了狂，要拿他的老本与英美一拼，这真是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彻底解除日本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4 〕其后，孙科更对这一主张作了具体的阐述：
    （一）对敌陆军的处置。孙科指出：“敌人的陆军，我们虽有力量来应付它，但是今后要使日本不能再有侵略中国的力量和野心，必须……解散其全部的陆军，……兵工厂全数拆毁，五十年内不许他有一个兵，只许以警察来维持治安，因为日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他的武装不是拿来自卫的。”〔5〕
    （二）对敌海军的处置。孙科认为，彻底摧毁日本的海军对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国为我们没有海军。敌人残余的海军船只，在英美用不着，我们却用得着，应该全部送给中国，免其死灰复燃。同时为防止敌人在战后重建海军，“日本国内所有的海军要港，军事设备，须全部撤废，海军教育，须完全停办，五十年内，不许他再建海军。”
    （三）对敌空军的处置。“日本空军须全部解除武装，所存残余军用飞机须全部拆毁，日本国内飞机制造厂完全拆卸，航空学校须全部解散，五十年内禁止日本制造一切航空器材。”〔6〕
    （四）解散日本的军事教育机关，根本消灭日本的黩武主义教育和排华仇华宣传。“日本人民给予世界的印象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但好战心理并不是日本人民的天性，而是黩武主义教育的结果，……从这种教育熏陶出来的人民，显然会成为世界和平的阻碍。”必须使日本的“军事教育完全停办，”“使他的国民不受军事教育”。同时，日本应对其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省。
    三、惩办日本战争罪犯，解除其工业武装，根绝日本法西斯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
    孙科1943年7月7日在《彻底毁灭日本寇国》一文中指出，反法西斯国家应当吸取上次大战后的两个教训，一是战胜国虽然限制了德国的军备，但却没有彻底摧毁德国的军事机构，二是虽然削弱了德国的经济力量，却没有解除德国的工业武装。因此，为了将来在战胜日本后不重蹈覆辙，一定要做到这样两条：
    （一）惩办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事干部，警惕日本少壮军人的重新崛起。“不管日本人民如何好战，他们却不会发动战争，发动领导侵略战争并驱使人民去杀人、被杀的是日本军事干部，他们是罪魁祸首，必须全体交付裁判，分别处分”，“对于那些发动战争的祸首，应执行惩罚，使他们的党徒永不敢再作侵略邻国的梦想。”尤其是一批沉醉于战争冒险、作恶多端的少壮军人，更是不可令其逍遥法外：“现在日本的军事干部，年龄高的虽已不少，可是还有一批少壮军人，具有军事的智能和侵略的野心，将来虽然失败，过了相当时间，可能像过去的德国一样，能够恢复过来，为我们心腹之患。所以我们在虞后必须设法消灭他们的力量，使他们不能有所作为，无法组织强大的军队。”〔7〕
    （二）解除日本的工业武装。包括：1、 摧毁日本残余的军事工业、重工业和机械工业，或则加以销毁，或则输出国外，“以抵偿日寇所破坏的同盟国家的工业的损失。”“在我们战胜以后，把他们的工厂接收过来。……在日本境内凡与国防军备有关系的工业，在战后必须完全由我们控制。……使日本军阀，在战争失败以后，再无法利用这些工厂来重整军备，重新破坏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2、 限制日本的轻工业。“使日本的工业只能从事日用必需品的制造，而且生产的规模要有一定的限制。这种处理的目的在使日本没有重整军备的机会，也不能在民生工业的装饰之下复兴军事工业的基础。”
    与上述主张相联系，孙科对美国某些人主张战后仍需扶植日本、恢复其军力，以牵制中国的“国际均势论”进行了驳斥。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之中，美国耶鲁大学国际研究院主持人斯派克曼教授就在其新著《世界政治中美国的国策》一书中提出：从现实主义的立场考虑，“一个强盛的日本和一个强盛的中国，对于美国都是有威胁性的，所以此次于击溃日本后，还须与日本提携，以恢复它的军事力量。这一来可以使将来中国和日本互要牵制，才能够维持远东的和平。”对此种论调，孙科极为反感，认为“所谓新的均势实在是陈旧的滥调，无异于纳粹德国地理政治学派理论的重唱。”这种主张“率循纵横捭阖的旧路，一切都以自己的利害得失来权衡”，今日联甲制乙，明日又联乙制甲，“光为自己的眼前利益着想”，是一种对保障战后世界和平十分有害的帝国主义思想。〔8〕
    四、日本必须对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损失作出赔偿
    关于战后赔偿问题，孙科提出了如下数端：
    （一）甲午以来日本在中国所夺获之军事器械装备用具及所劫掠之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系之古物、书籍字画等，曾陈列于日本各博物馆或为私人所收藏者，须全数送还中国。
    （二）日本国内之冶铁炼钢厂、造船厂、机器制造厂以及轻工业之纺织厂、造纸厂等，须拆除半数，将所拆下机器装备送交中国。
    （三）日本所剩余商船，须以半数送来中国。
    （四）日本各大学、各图书馆所存之中文、日文、西洋图书刊物及机器，须将半数送交中国。〔9〕
    上述赔偿要求，与日本近50年来对中国的掠夺和战争破坏、与日本从中国榨取的巨额战争赔款比较，实在是微不足道，日本对中国进行一定数额的战争赔偿也是完全应该的。孙科也仅是提出以部分实物偿还中国，而未提出战争后赔款的问题，在这方面还是相当克制的，而且即使是这一类要求，日本在战后也并没有做到。
    五、为保证上述条件之实施，中国必须拥有对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特别是对日处置的发言权，中美等国得对日本实施军事和行政的监督，使军阀统治下的日本由此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同盟国内某些人在关于战争后世界问题的议论中，有过这样一种耸人听闻的论调，即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强盛之后，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他们“不信任中国是和平主义的国家，担心中国富强以后会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对美国发生威胁。”对此，孙科在不同场合多次予以抨击：“若就战后世界建设的理想来说，我们还是不免有孤立之感。这是因为有些盟邦人士，有如我最近几次讲演中所提过的，幻想中国强盛后会给世界威胁。说到这里，不由人不想起‘被蛇咬过的，见了绳子也害怕’的谚语来。实则，绳子绝不会咬人，‘害怕’只有神经过敏的结果。”对于将台湾置于“国际行政机构”管理之下，纳入“横越太平洋之防御地带”，孙科曾坚决反对，认为这也与“中国威胁论”的误导有关：“如建议者心目中竟或疑惧中国富强以后，或将不利于南太平洋，而预以台湾为空军根据地，利其接近中国沿海以控制中国，则此种不信任中国为爱好和平之民族，而自存猜疑之思想，其危险更属显然矣。”〔10〕
    孙科强调，“世界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要推中华民族”。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中华民族向来以和平亲善态度与其它民族友好相处，中国强大之后不仅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而且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安全的重要力量。倘若因为担心中国强大而排斥中国对于战后世界问题的发言权，是极不明智的：“如果战后的和平事业，不尊重拥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意见，或者不让中国有绝对平等的机会致力于这一事业，那么这一事业的基础就一定不会十分稳固。”这“并不是单纯出于为中国着想，而是纯粹出于为全世界的永久和平着想的。”〔11〕
    孙科提出的中国参与战后国际事务的权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参与对日处置，对中国而言，这是当时至关重要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也最有发言权：“亚洲方面解除武装的侵略国，当然只有日本，而有充分的权力与力量，来提出很有效的彻底解除日本武装方案的，当然是中国。因为中国受日本的侵略最久，而抵抗侵略也最烈，知道日本的野心最深。”〔12〕孙科主张从军事和行政两个方面在战后对日本加以必要的制约：
    在军事方面，中、美等联合国，为保证日本对于各条件之忠实履行，得派遣联军，驻扎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地。联军驻日给养费用，由日本政府负担。
    在行政方面，联合国家、尤其中、美二国，在占领日本之后，“必须建立管理与指导之机构，以助日人树立其民主制度并助其发展”，由四强协力把军阀统治下的日本改造为民主的日本，“非但是要铲除他们穷兵黩武的思想，并且要根除他们的独裁主义。就是要把他们过去政府的组织和作风改变过来，成立民主的新政府，使他们的人民有权，能过问政治。”〔13〕
    需要指出的是，孙科主张彻底清算日本，是针对日本法西斯而言，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使战后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保障。这种主张并不是在战后要控制日本或奴役日本人民，“我们绝不觊觎日本的领土与人民。”〔14〕
    但在富于侵略扩张性质的日本从根本上改弦更张之前，急于让日本复苏的主张则是孙科所不赞成的，认为将成为和平的隐患。“有人以为我们不应使日本在战后过于穷困，甚至慷慨建议应让日本在中国获得一部分市场--这实在是有碍将来和平的思想。我们对于日本人民没有仇恨，我们决不愿使他们受到冻馁。然而为了远东的永久和平，我们一时却不得不使日本国家尝尝穷困的滋味。”因为“在传统的侵略政策未彻底肃清以前，富裕的日本必将促使日寇侵略野心的复活。”孙科指出，这一问题如果不作彻底的解决，“日本将来还是要发动侵略战争，那时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恐怕比这次抗战中所遇到的还要重大。”〔15〕孙科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提醒人们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还是很有必要的。
    孙科这一时期提出比较彻底的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并防止其复活的主张，从其个人主观因素看，不是偶然的，它与抗战时期孙科始终坚持抗日爱国的立场，坚持对苏友好，与中共较能协调关系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他注意研究国际局势和国际战略问题，对国际风云和国际舆论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和了解分不开。抗战时期，孙科基本上维持了与中共接近的立场。这样一种立场，使他在考虑战后国际问题、考虑对日处置问题时能够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吻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民的心愿，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注释：
    〔1〕〔2〕〔3〕〔5〕〔6〕〔7〕〔8〕〔9〕〔10〕〔11〕〔11〕〔14〕〔15〕〔21〕孙科：《中国与战后世界》，商务印书馆1944年重庆版，第49、37、142～143、56、28、56、37～38、45～46、93、96页；62～65页；38页；116、66～68、145、60～67、56、46～47、96、53～54页。
    〔4〕孙科：《中国的前途》，商务印书馆1943年江西版，第144～149、160页。
    〔12〕《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877页。
    〔13〕〔18〕〔20〕孙科：《三民主义新中国》，商务印书馆1946年上海版，第32、61～6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