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党的组织状况的不同
    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对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不但要有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要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还必须有有力的组织领导作保证。“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卷，第303页）。总结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两次国共合作和两次革命战争（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所以出现不同结局，中共组织状况的差别是重要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才诞生不久，组织建设还在初创阶段，党在组织上远未巩固，这一方面表现为党员数量较少，党的各级组织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涣散现象，另一方面，党内领导骨干还十分缺乏并表现为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不高，更缺乏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党还来不及在长期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培养锻炼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集团充当自己的领导核心。作为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是肤浅的，也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应有的能力、气质和水平，实际上更像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授。陈独秀直到退出党中央领导岗位，也没有锻炼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时期，党内其他领导人，如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或者还没有成熟到担当起党的领袖的程度，或者领导能力还没有被全党所认识，客观上还难以被全党所接受。这一时期，党中央的领导是不得力的。在大革命过程中，党既有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的现象，又有被共产国际代表左右，党中央实际不能负责的状况，而在一定时期又形成过北京、广州、上海三个领导中心的不正常状态。党的三届、四届中央委员会都由九人组成，而大革命时期经常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两三个人，有时甚至只剩下一个人，各委员之间还存有意见分歧，使中央难以充分发挥领导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党的基层组织也不巩固。大革命中后期，党员数量增加速度很快，但党的组织建设却严重滞后，地方党组织涣散状态普遍存在，组织领导状况根本无法适应复杂曲折的斗争形势。大革命失败，我党党员从六万人锐减到不足一万人，其中被反动派杀害的是少部分，多数是党员自动脱党和因组织解散与党失去联络所致。显然，党的这种状态是难以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组织问题上的一个致命不足是当时还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还不能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问题。一方面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实际，其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和革命形势的估计往往与实际相去甚远，因而作出了许多根本错误的决策。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严密的组织形式和中共的幼年性又决定了我党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难以进行有效的抵制，而只能对其亦步亦趋。这种领导关系注定不能引导革命走向正确道路。
    与大革命时期不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政治上的成熟相一致，经过十几年大规模革命斗争的锻炼，党已有了建立一个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功经验，已有了一条正确的建党路线和方针，严密的组织制度、党内铁的纪律都已形成与完善，党的各级组织都能成为坚强的战斗指挥部和战斗堡垒，成为在任何艰难困苦中也不溃散的战斗队。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于1937年，这时的中共已是一个独立的全国性大政党，党员人数尽管遭受“左”倾冒险主义危害而有了严重下降，但与中共三大相比，仍有了百倍的增长，其中就有经过长征保留下来的数万战斗骨干。这一时期我党在组织上的一个显著进步则表现为党这时已在政治上、组织上实现了独立，因而已能够排除来自国际因素的种种干扰，制定并贯彻了一条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成功地抵制了与共产国际不无渊源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正确地处理了统一战线中的种种复杂矛盾，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也较好地处理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表现了党中央高度的策略水平。
    这一时期，党在组织上达到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党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锻炼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袖集团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锻炼出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作为党的各级领导骨干。有了这样一批骨干力量，中国革命胜利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已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的领导集体，这中间包括周恩来、张闻天、朱德以及稍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毛泽东同志已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
    作为我党最早的党员，毛泽东同志经历了建党、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表现出了一位革命领袖应有的能力、水平和战略眼光。在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已成为我党最杰出的革命家，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全党所爱戴的领袖人物，遵义会议后，逐步成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有了毛泽东这样一位成熟的、卓越的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1935年以后，再也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在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党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策略运用上，表现了高度的技巧，坚持了正确的方针，使我党力量在这一时期有了空前的增长，这主要的应该归功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总之，在前后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状况呈现出了根本性的差异，一者幼稚，一者成熟；一者软弱、一者坚强。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给我党的是惨痛的教训，第二次合作则给无产阶级政党留下了多方面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的总结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示。抗日战争时期，政治上已趋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以此为基础，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