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接下来想谈谈曾国藩和清政府的关系。
    曾国藩的一生，对清政府满族统治集团，无论咸丰帝也好，慈禧母子也好，始终严守君臣界限，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稍有非分之念，更不敢存满汉畛域之见，作排满兴汉之想。因而博得清政府的信任和重用，生前封侯拜爵，尊为汉臣班首；死后赐谥文正，备极哀荣。难怪范文澜老在四十年代初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中，痛斥之为“汉奸”了。当然，范老这篇名著，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骂的是曾国藩，指的是蒋介石，今天我们来重温这篇文章时，浓郁的政治色彩，仍跃然纸上。应当作政治宣传品读，不应当作历史教科书读。可是范老送给曾国藩“汉奸刽子手”这两顶大帽子，几乎是“一锤定音”，把曾国藩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新中国史学界经半个世纪之久还难于翻身。这两顶帽子，前者是站在汉族立场讲的，后者是站在起义农民立场讲的，都有一定的革命道理和历史根据。这里对后者不想多说，对前者想说些意见。曾国藩忠于清政府，帮助清政府扑灭太平天国运动，是否可以定他背叛汉族帮助满族的汉奸之罪呢？这是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毕竟已不同于满族入关满汉两族剧烈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初期，而是满汉两族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已日益汉化的满族为主的清政府统治权，已经历了康乾盛世在内的二百多年历史，当时的中国包括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在内，事实上已开始融合成浑然一体的中华民族了。如果说，在满汉两族争夺统治权未定的初期，把帮助清军入关的汉人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定做汉奸，是罪有应得的话；那末，在隔了近二百年的曾国藩时代，由于他忠于清朝，还同样称之为汉奸，这顶帽子便显然不大合适了。
    在满洲贵族重用满人排挤汉人的传统政策下，曾国藩博得清政府信任和重用的过程，是颇为曲折和复杂的。1853年初，曾国藩以一个在籍侍郎的身份，奉咸丰帝之命，帮办地方团练，经过两年的艰苦训练，练成水陆两营一万湘军，正当曾国藩踌躇满志血祭出师之际，咸丰帝一道上谕，为了代湖北已故巡抚杨健请入乡贤祠，着将曾国藩降二级留用，一瓢冷水兜头泼下。1854年秋，曾国藩率湘军攻下武汉，咸丰帝上谕嘉奖，并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并准备进一步重用，被军机大臣祁隽藻一语提醒，十天后，咸丰帝便改下第二道上谕：“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并把湖北巡抚一职，补授给曾国藩最瞧不起的陶恩培，把曾国藩气得病倒了。1856年，湘军水师在湖口、九江先后惨败，武汉又被太平军克复，曾国藩只得率湘军困守南昌，进退两难之际，又突报父丧，曾家弟兄三人，正好乘机回乡丁忧，在回乡的路上，曾国藩的心情十分凄凉，回想自己满腔热血，一片忠心，同太平军血战了四年，却落得皇上猜疑，地方排挤，四面碰壁，八方龃龉，几陷于通国难容的境地，论官衔仍旧是一个老侍郎，论饷源则几万湘军并无固定地盘，靠向别人乞讨过活，内心十分痛苦。直到太平军发生杨、韦内讧，石达开分立入川，曾国藩才乘机重新出山，指挥湘军再度攻占武汉，并占领九江，在长江中游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军事根据地。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陈玉成和李秀成两部围攻，几乎全军复没，主帅和春和主将张国梁先后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入上海租界，清政府才不得不委任曾国藩加钦差大臣衔，署理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第二年九月，力促其弟曾国荃攻下安庆后，实授两江总督，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并晋封协办大学士。1864年7月19日， 湘军攻陷了天京，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毅勇侯，位极人臣。为了保全功名和继续争取清廷的信任，曾国藩不惜大量裁撤自己一手创建并赖以起家的湘军，并迫使其弟曾国荃称病回乡，可见曾国藩的用心是良苦的。
    关于曾国藩不愿称帝问题，曾经产生种种传说，小说《曾国藩》，也为此费了不少笔墨，绘形绘色地作了种种描述，颇为引人入胜。《曾国藩研究动态》上，也发表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两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不免在这里也发些小小议论。
    议论之一是：曾国藩压根儿不想当皇帝，不愿当皇帝，也不是当皇帝的人。他的儒学传统，根底很深，忠君报国思想，根深蒂固。他起兵的目的很明确，一是保卫明教，二是保卫地主阶级利益，三是保卫清朝。他的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名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于愿已足，绝不存非份之想。因此，尽管王闿运、曾国藩等屡次劝进，均遭到严厉拒绝，便绝非偶然了。他个人自奉俭朴，清心寡欲，一生只讨了一个小老婆，对帝皇生活，并无兴趣。他是一个受理教束缚很深的白面书生，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儿。中国自春秋战国进入封建社会以来，所有开国皇帝和起义领袖，大都不是军人武夫，便是流氓无赖，读书人很少，秀才是造不起反来的，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也。有趣的历史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大师，从至圣先师的孔孟老夫子带头，宁可皇皇然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劝说圣君贤王，替天行道，治国平天下，自己却甘当辅佐，即使是昏君懦帝，亦不敢生取而代之的野心。当时的曾国藩，正是抱着这一心态的典型之一。
    议论之二是：曾国藩即使想当皇帝，也未必当得成。当时清政府虽已衰落，特别是江南大营被歼，元气大伤，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拥有一支以强大骑兵为主的庞大队伍，仍然部署在河南中原腹地，虎视东南，曾国藩一有动作，首先便会碰上这颗硬钉子，湘军没有骑兵，难于对付，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上湘军主力攻陷天京后，官兵大都积蓄了一些钱财，人心思归，战斗力锐减，能否再为曾国藩称帝卖命，毫无把握。而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是湘军起兵，是以保卫明教和忠君保国相号召，并作为团结奋斗动力的，一旦曾国藩势将成为自己打自己嘴巴，食言而肥，不忠不义，大逆不道，丧失人心，众叛亲离的人。何况新从湘军分离出去的左宗棠楚军和李鸿章淮军等将领，会不会臣服曾国藩，根本是一个未知数。还有，以英国为首的国际在华势力，当时已定下扶持清政府的政策，曾国藩称帝，未必会获得国际承认。以上种种不利因素，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是早已考虑得胸有成竹，因而雷打不动，坚决拒绝称帝，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所在。如果曾国藩头脑发热，贸然称帝的话，其后果很可能像他自己所说，被众人推上了多刺的皂荚树，落得个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在这一点上，带有草莽英雄本色的曾国荃，比起乃兄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议论之三是：曾国藩拒绝称帝，不仅有利于他个人的得以保持令名以终，而且还有利于中国的统一。湘军攻陷天京以后的国内情势是：太平军余部尚存近三十万人散见各地，北方东西捻军的力量正方兴未艾，西北回民起义和西南回民起义仍在发展中，清政府的统治权，还谈不上巩固和统一。在上述情势下，如果再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曾国藩拥湘军称帝东南，国内势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出现新的动乱，清政府统一中兴的局面，便难于实现，在虎视耽耽的外敌环伺下，中国统一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将比原来更糟。在这一意义上，曾国藩的坚决拒绝称帝，应该说客观上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