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再谈谈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化问题。
    《曾国藩研究动态》上，称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韧者，应该说是符合历史情况的。我在1989年发表的《略论曾国藩》一文中，对曾国藩发起和倡导洋务运动的功绩，曾列举了六项事迹，其中有五项，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均属首创。一是1862年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揭开了中国用手工自制轮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1865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办了百余台机器设备运回上海，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 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鼓励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它出书的时间和北京同文馆差不多，而出书的种类和数量则超过之。五是采纳容闳建议，会同李鸿章和丁日昌，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上述历史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的首创之功是不可没的。过去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新中国史学界对清政府洋务派主持的洋务运动，长期持全面否定态度，因而对曾国藩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一些首创事迹，往往不是一笔抹煞，便是轻轻带过，甚至丑化人家意图，“汉奸刽子手”嘛！还能做什么好事？经过近年来实事求是的研讨，对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总算已达成共识。于是，曾国藩为中国早期近代化所做的一些好事，才陆续获得史学界的承认，这个转变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但是，由于时代限制等种种因素，对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均不宜作过高的要求和评价。
    第一，他是一个精通中国传统儒学的封建士大夫，对近代思想和近代知识，接触和涉猎不多，因而对中国近代化，并无远大眼光和通盘打算。他在着手向西方学习造炮制船时，开始把问题看得很简单，认为外洋器物“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6页）不料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试造出来的木壳轮船， “行驶迟钝，不甚得法”，直到六年以后的1868年6月， 江南制造局才造成了中国用机器制造的第一艘轮船。试造的炮，情况也类似，湘军中所用的炮，大部购自外洋。
    第二，他对当时世界大势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认识不足，定下了一条“忠信笃敬、信守和约”的妥协外交路线，贻祸无穷。天津教案的处理，便是他亲自贯彻这条妥协外交路线的恶果。这是一场屈辱外交，当时人已有定评，他自己也承认“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认做一生憾事，我们后人犯不着再代为辩解。
    第三，1872年他便离开了人间，距离太平军和捻军等的平定还不久，他的近代化抱负，付诸实践的时间太短，因而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远不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尽管他那样念念不忘地重视仿造兵轮，并拥有一支现成的长江水师，生前也未来得及创建一支近代海军。
    最后，我想对曾国藩的一生提出以下三点看法：第一，过去由于政治斗争需要，给曾国藩戴上了汉奸刽子手两顶大帽子，今天已时过境迁，我们伟大的祖国，又正处在日益兴旺发达、和平统一在望的大好时光，对历史人物应该给予宽宏大度的评价，因此，为曾国藩摘下以上两顶大帽子，无疑是时候了。第二，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过大于功或功过参半的人物，因而不宜大张旗鼓地过于渲染。第三，研究曾国藩的原则和尺度，仍然是实事求是和恰如其份八个大字，过去把他一笔骂倒，固然有失公允，今天又把他捧上了天，送给种种桂冠，同样也不够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