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暂时不动香港”是新中国对外整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
    1957年，毛泽东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他的思想反映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1957年4月28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中。周恩来指出：“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第353-355页。）这一主张实际上包括了我国对香港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香港不同于大陆，要按资本主义办事。这一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香港保持资本主义长期不变的方针。第二，香港可以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这一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一定要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的方针。第三，我们把香港的企业家当作朋友，要同他们合作，而这一合作是有前途的。这一原则实际上确定了团结包括香港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香港人，实行长期合作的方针。这也为后来的港人治港政策打下了基础。1959年，毛泽东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提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为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注：《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5页。）”同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毛泽东又对他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言下之意是应该保持香港的现状。（注：《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5页。）
    进入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对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产生很大干扰，但中共始终坚持既定方针不变。1960年，中共中央在总结了过去10年对港澳工作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1963年初，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就中共的港澳政策提出非难，指责中国“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对此中共于3月8日首次公开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注：《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3月8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也公然嘲弄中国的港澳政策。他们指责中国不但未能把英国人赶出香港，而且还在香港与英、美资本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1964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论坛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主要就是要在亚洲扫除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殖民地的存在，故意使中国代表难堪。中国代表对此居心不良的决议断然拒绝。9月25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批评苏联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了中国主权。（注：奇云·灵尔（Kevin Lande）《主权与现状：中国对香港政策的历史根源》（英文版），第65-66页。）
    与此同时，为了真正做到维持香港现状且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共中央一方面规定了对香港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另一方面以优惠价格大量供应必需成品等。既使在60年代初中国经济困难时期，这种供应也源源不断。周恩来为此曾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的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注：马洪《怎样利用香港经济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6页。）。比如对香港供水问题，1963年12月周恩来曾特别指示：“向港澳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注：《告别港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55页。）等六个要点。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1965年春天，一项大大缓解香港地区长期缺少饮用水的石马河供水工程竣工，质优价廉的淡水源源不断地流向香港。其他商品都是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向香港供应的。70年代初向香港提供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价格低50%以上，原料低约30%，服装低约25%。这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随即波及香港。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也受到很大冲击。1967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除了一些严厉措辞外，还有一句令港英政府胆战心惊的话：“香港的爱国者要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8月21日，北京举行群众大会，有人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8月22日，狂热的红卫兵放火焚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中英关系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但是既使在这种狂热的岁月里，毛泽东、周恩来在香港问题上仍然是很理智、很冷静的。1966年10月，周恩来针对“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问题指出，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并不意味着要解放香港，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必须是和平的。对于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周恩来坚决主张予以限制。当时有人提出运送400名训练有素的红卫兵到香港开展活动，被周恩来坚决拒绝。周恩来的这些作法与毛泽东的态度是一致的。1967年9月初，毛泽东下令禁止暴力斗争，香港的左翼势力接到国内指示，便鸣金收兵，香港反英活动明显减少。年底，香港事态基本恢复正常。此间，由内地供港的水、食物、原料等从未中断过。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作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和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并不意味着中国承认英国占领香港及其所依据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受过去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恢复行使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进入70年代，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加之香港新界“租约”（即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期满的日趋临近，中国领导人在继续坚持对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的同时，开始明确提出解决香港主权问题。当时，联合国把香港、澳门列入反殖民宣言所适用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中。这样，香港澳门就有可能在国际干预下，或走向独立，或“国际共管”。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指出：“香港、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所谓‘殖民化’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注：《香港问题文件选辑》，1985年，人民出版社，第17页。）。同年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非殖民化委员会报告，确认中国对香港、澳门的立场和要求，排除了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香港问题的可能性，避免了香港问题复杂化。
    1972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客人路易斯·海伦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现在两国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英国自然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府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注：《泰旺日报》（The Times），1972年10月23日。）。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在北京访问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希思时，一方面表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至少目前如此。另一方面又表示，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当时邓小平也在场。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这一年，已经病重的周恩来还再次重申对香港要采取特殊政策，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这样，中共领导人不仅明确了收回香港的时间表和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而且还提出了保留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设想，成为“一国两制”方针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