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皇权式微本是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走向衰落的根源，皇权的寿终正寝更使传统儒家思想失却了它过去的中心地位。新生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的产生与发展，使思想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外来的奴化思想在多元化的思想体系中惟恐落后，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扩大其影响，发展其地盘。尽管传统的宗法观念衰而不亡，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但是作为曾经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充当重要的调适、修补角色的宗法观念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特殊功能。
    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如马敏博士在其“过渡形态”理论中分析的那样属于“非稳定过渡型”。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子系统内部要素和各子系统相互关系尚处于不断生成、构造的极端活跃期中，控制调适功能尚不健全，因而呈现出非稳定特点”[③]；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演化的总趋势是朝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目标靠近，但由于封建历史传统的巨大惯性力量和外来殖民势力的干扰，这种不断地接近运动又始终不能顺利完成。新社会的诞生陷于痛苦的难产，与之相伴随的是长期社会动荡和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反复”[④]。这也恰如梁启超的那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⑤]
    事实上，这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完全是由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中的双重二元结构对峙以及三重构成因素的互相依赖、互相矛盾造成的。首先，在三重因素中，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它要建成的近代工业社会，也正是由传统宗法农业社会向前过渡的彼岸。然而，与之对峙的两种因素，即外来的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则竭尽全力地对其进行压制和束缚。传统的力量十分顽固，外来的侵略势力又极其强大，相比之下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则十分孱弱。两强对一弱的夹击，从客观上造成了近代工业化社会只能是近代中国在离开传统宗法农业社会之后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近代的社会转型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其次，土生土长的中国资本主义，其本身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两面夹击和两厢依傍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当它向近代工业化社会努力迈进的时候便无法克服这种与生俱来的粘连性。它既割不断与宗法农业社会连结的脐带，也无力排除外来的殖民势力，从而建成工业化的近代社会。总之，从主观力量和外部环境来说，要中国的资产阶级担负并完成一种由此岸到彼岸的稳定过渡和既彻底又完整的社会转型不啻于一种奢望。也正因如此，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无法避免的选择就是这种“非稳定的持续的过渡形态”[⑥]。
    我们一般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后，主要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强行楔入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坍塌解构，近代的社会结构逐步确立。同时，在这个旧的解构和新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社会由过去的有序运作过渡到无序化状态。实际上，从1840年至1900年这60年间，中国社会结构的各个系统还没有充分地无序化。换句话说，作为二元结构对峙和三种因素并存的局面还未完全形成。如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了，但它的力量还未获得大的发展，因而还不能与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形成对峙局面；相应地新的阶级力量也就不能与专制皇权和外国侵略势力构成一种实力相颉颃的对立。又如皇权削弱了，但是直至1900年以前清政府并未完全附首听命于洋主子；国民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但与政府的矛盾还未完全激化。总之，新旧对立、三方矛盾还未进入胶着状态。只有到了190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才真正完全地无序化了。
    二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结构主要包括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具体又可分为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赋税结构、金融政策结构、各部门与各地区各种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比例结构等等。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中生产力发展相对停滞，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异常突出。1840年以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虽然楔入了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因此而引发出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但是直到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新增成份所占比例依然很微小。据统计，从1872年至1894年的22年间，中国先后创办了72家新式企业，其中商办企业53家，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19家，资本总额为2090.7万元[⑦]，仅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4。这表明中国资本主义还处在萌生的初级阶段。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洋务运动的破产和战败的刺激，清政府被迫向民族资本做出某些让步，资本主义经济曾经一度活跃起来。1895年至1898年4年间，开设新式工矿企业80多家，资本1781万元，然而不久便出现了衰退。中国资本主义真正获得长足的发展是20世纪初。首先，20世纪初年清政府举办新政，推行了一系列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接着，资产阶级发动了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外货运动；其后更有辛亥革命，中国资本主义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机会。据统计，1895年至1913年18年间，中国新设厂矿共549家，资本额达12029.7万元，与其初期发展阶段相比，无论规模还是技术实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1895年至1913年18年间，中国万元以上厂矿的资本总额是前一时期的5.75倍。其中民族资本的发展速度更为惊人，超过官僚资本的17.18倍。因此，二者在中国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前后两个时期恰好相反。